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陪睡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未曾解释半句。 李丽是一九一零年生人，北平女子。 年轻时在北京读书，认识了后来的丈夫，结了婚。丈夫去了法国留学，她留在婆家。那是个传统富商家庭，门面光鲜，里头规矩重，气也压人。一个年轻媳妇，日子过得憋闷，受了委屈也没处讲。 李丽不是肯低头熬一辈子的人，索性转身走了，去了上海。 上海那地方，灯亮得晃眼，水也深。一个女人想在那里站住脚，靠哭靠忍都没用，得有本事。李丽先做舞女。这个出身，在旧社会不算体面，可她偏偏做得很出挑。她身段好，舞跳得活，嘴又利索，国语、粤语、上海话都会，英文也能应付，往人堆里一站，天然就有股吸人的劲。没多久，她就在上海滩打出了名声，被叫作“上海舞后”。舞厅那种地方，什么人来，什么话能说，什么眼色得懂，差一点都混不开。她能红，靠的不只是脸。 也正因为她太显眼，戴笠注意到了她。戴笠看中的，不是她会不会卖笑，是她能接近什么人，能听来什么话，能不能把消息从最松懈的缝里抠出来。后来，李丽被秘密吸收，化名“谭某某”，替军统执行任务。她和戴笠之间一直是单线联系，平日里只和他一个人接头。知道的人少，她安全些。可一旦出了事，也很难有人替她证明什么。 戴笠还和她定过规矩，不论何时何地，只能她去找戴笠，不能由戴笠来找她。像李丽这种身份，表面越像一个混迹风月场的女人，越容易藏住真正的任务。只要露出一点接头痕迹，前面铺开的线，后面埋下的人，都可能一起毁掉。 她做的活，不是在后头整理文件，也不是躲在屋里发电报码。她得贴着敌人走，陪笑，听话，记细节，装糊涂，还要在最不该出错的时候稳住神。有一次演出结束，日本华南派遣总司令回到住处，酒意已经上来了。李丽陪在身边，趁对方松懈，从醉话里摸到了重要军事情报。消息很快送出，国军据此一举消灭了日军十余艘运兵船。这件事之后，戴笠更加看重她，还夸过她一句，说她这种从床头搜集情报的本事，算得上“情搜之最高境界”。 为了拿到更多情报，李丽先后与不少敌伪高层有过亲密接触。 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冈村宁次、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中将，还有汪精卫政权前后两任军事最高顾问柴山与矢崎中将，都在其中。她靠近这些人，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是为了听见别人听不见的话，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消息。可这种事，外头人哪里懂。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她和日本人来往密切，天天出入那样的场面。骂声自然铺天盖地。有人说她不要脸，有人认定她是铁杆汉奸。 这才是李丽最苦的地方。她明明在替抗战做事，却要顶着媚敌求荣的污名活着。 她知道自己的名誉已经没法挽回，还是继续卖力搜集情报。这样的活，考验的不只是脑子和胆子，还有心肠。能扛得住危险的人不少，能扛住自己人辱骂的人，并不多。她把委屈咽下去，把事情做到底。说到底，她拿出去交换的，不只是容貌和周旋手段，还有后半辈子的清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美国《生活》杂志还报道过她被拘捕的事。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李丽也退出了军统。再往后，她不想再过那种提着心吊着胆的日子了，只想活得平平常常些。一九四四年，她与京剧票友章英明结婚。一九四五年，生下一个儿子。抗战胜利后，她离开军统，先去了香港，一九五五年转到台湾定居，算是从是非窝里慢慢退了出来。 可人退出来了，旧名声没那么容易散。她活着时，并没有四处替自己鸣不平。一九八三年，李丽去世。直到二零一零年，她儿子依据她留下的回忆录手稿，出版《误我风月三十年》，她的生平才被更多人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为她平反，称她为抗日女英雄。可一句平反，未必就能立刻洗净民间的误解。 一个女人，只因长期周旋在敌人身边，就被钉在耻辱里那么久，这事本身就够让人心里发堵。 李丽身上最重的，不是传奇，是反差。 她做的是抗敌的事，背的是媚敌的名。她明知自己会被人骂脏，还是一步步走进去了。 旧上海那些灯，早灭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女人咬着牙守住秘密、守到身后才被人看清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