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临终写下的最特殊的一封信。1976年，行将就木的毛主席勉强坐在桌前，用尽全身的力气在纸上写下一句话，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恳求。他写道：“我实在是老了，请帮我多照顾他一点。”那么，究竟是谁，能让毛主席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放心不下，甚至于破例向中央请求照顾呢？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差了，坐久一点都费劲，提笔更像在扛石头。偏偏就在这种时候，他心里还压着一个人，怎么也放不下。不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也不是常年跟在身边的干部，而是韶山冲里一个种田喂猪的堂弟，毛泽连。可毛主席偏偏记了他一辈子，到临终前还惦记。往回一捋，才知道这份牵挂不是平白来的。 毛泽连，字润发，一九一三年出生，是毛主席未出五服的本家堂弟。毛家亲房“泽”字辈兄弟一共十个，毛主席排第三，毛泽连排第九。这个九弟命不算好，父亲毛尉生早逝，母亲陈氏拖着四个孩子熬日子，家里穷得见底，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两家来往一直很近。早在一九〇九年，毛泽连的姐姐菊妹子刚满四岁，就被接到毛主席家中做养女。后来毛主席外出读书，寒暑假回乡，也常去看望婶母。那时毛泽连还是个小孩子，眼睛灵，脑子快，毛主席常逗他。谁也没想到，后面真到了紧关节，顶上去的偏偏就是这个小堂弟。 一九二五年秋天，毛主席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同行，在当地办夜校，做调查，发动群众，还建立了韶山党支部，这是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毛泽连那年才十三岁，年纪不大，心里却明白三哥三嫂回来不是串门，是回来干大事的。于是他给毛主席当义务通讯员，跑腿送信，参加儿童团，开会时站岗放哨。少年人未必把大道理说得清，可一旦认定了，脚底板就特别实。 真正见出胆量，是那个寒气逼人的冬夜。赵恒惕得知毛主席在韶山办农会，立刻指使弟弟赵恒哲带枪兵来围捕。人快摸到上屋场时，毛泽连先发现了动静。他没有慌，也没大喊，只故意重重咳嗽，又把马灯高高举起来。毛主席一看情形不对，马上从后门撤出，隐进密林，这才脱险。就这一声咳嗽，一盏马灯，看着不大，搁在那一晚却能救命。 毛主席转去广州后，危险还没散。杨开慧也成了敌人要抓的人。第二天，韶山冲的石板古道上，毛泽连挑着一副箩筐，一头坐毛岸英，一头坐毛岸青，杨开慧跟在后面，头上罩着蓝印花土布头巾，脚上穿着绣花鞋，看着就像小叔子送嫂嫂回娘家。敌兵和他们擦身而过，愣是没看出破绽。毛泽连挑着两个孩子往前走，可他硬是没露怯。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回到韶山，毛泽连又见到了三哥。等毛主席离开时，毛泽连替他背包袱，拿雨伞，一直送到村外。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隔了二十二年。日子往前滚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回头一看，二十二年已经够把一个孩子熬成壮年了。 再见面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定居北京后，毛泽连成了毛家“泽”字辈兄弟里较早被请到中南海做客的人。秘书把他和表弟李舸领进菊香书屋，堂兄弟一碰面，毛主席立刻起身迎了上去。毛泽连叫“三哥”，又叫“主席三哥”，毛主席则叫他“九弟”“润发九弟”。毛主席还把他们留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毛泽连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亲耳听见那句宣告，心里热了，眼泪涌出来。 从建国前夕到毛主席去世，这二十七年里，毛泽连去北京一共十一次，在毛主席所有亲友里次数最多。只要毛主席不在外地视察，不在参加特别重要的会议，基本都会见他。毛泽连第一次到北京时，左眼已经失明，右眼也有病，看东西模模糊糊。毛主席见了心里难受，马上让毛岸英请假，又叫田家英陪着，把他送到协和医院治眼病，还让李敏、李讷照顾吃住。毛泽连不习惯女护士护理，毛主席知道后，又叮嘱岸英多抽时间去陪九叔。毛岸英有空就往医院跑，连喂饭都亲自动手。 可到了“特殊照顾”这一步，毛主席口风一下就硬了。李舸见毛泽连家里困难，就替他说情，希望主席多帮一把。毛主席把话说得很明白，泽连有困难，自己晓得，可天下有困难的人太多了，若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公家的东西，不能往自家人身上偏。规矩守不住，别的话都站不稳。 话硬，心却没冷。毛主席随后从自己的稿费里，每年定期给毛泽连寄二百元生活补助，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后来农村公共食堂停办，中央办公厅每月又寄给毛泽连二十元，连着寄了好几年。毛主席知道后，硬是要把这笔钱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能帮，就用自己的钱帮。不能动公家的，就绝不伸手。 毛泽连后来一直守在韶山，种田，喂猪，过自己的穷日子，没有仗着这层关系去摆谱，也没有想着靠背景往上攀。他对子女也管得严，不许显摆，不许张扬，不许拿“主席堂弟”这块招牌出去混脸熟。到了晚年，毛主席病已经很重了，还交代李敏，说家乡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要常回去看看，其中一个就是毛泽连。到了最后，放心不下的，仍是这个当年举着马灯示警、挑着两个孩子闯过石板路的九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