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毛主席晚年思想核心是反复辟倒退、防和平演变、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高瞻远瞩，永不过时。 很多人看毛主席晚年的思考，容易先看到一个“斗”字。 真把那些话连起来琢磨，里面其实有根更硬的线，就是守住社会主义这条路，别让新中国走着走着又拐回老路上去。毛主席反复讲反复辟倒退，讲防和平演变，不是空喊口号。 他心里清楚，新中国这副骨架来得太不容易，制度一松，方向一偏，前头那么多代价，就可能被一点点耗掉。 毛主席对新中国制度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凭热血顶出来的，是看着现实一点点长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统一稳住了，政治秩序立起来了，经济也开始往上拱。尤其“一五”时期，工业生产的成绩很扎眼，这一段时间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一百年。 毛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连国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一个底子穷、摊子烂的旧中国，若没有制度上的变化，想把这么大的国家往前推，光靠鼓劲顶不住。 中共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里说，新中国所建立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到一九六一年六月，毛主席修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讲话稿时，又点出一句，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翻身的道路。这里面很见分寸。他说的是“开始走上”，不是万事齐备。 制度站不站得住，还得看群众认不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推开，正因为它碰到了中国的实际，也照顾到了各族群众的愿望。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刘春回忆过，当时讨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代表们普遍认为，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很正确，也很合国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能看出这种认同不是虚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全国各地进行普选，登记选民有三点二亿多，占选举地区十八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八。后来基层单位选举，参加投票的有二点七亿多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 若是群众觉得这制度只是做样子，不会有这么多人去登记，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认真投票。 毛主席谈制度，也喜欢拿来比较。 拿资本主义制度比较，一九五四年九月，毛主席在修改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关心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是由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不可能有中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 到了七千人大会，他又说，欧洲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发展资本主义，走了三百多年才有今天这个样子，社会主义有许多优越性，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二年三月，他修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又加写一段，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有可能在几十年内，至多一百多年内赶上和超过它。 拿旧中国来比，味道更冲。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设立过国民参政会，名义上有听报告、提建议、做调查这些权力，真到关键处，又使不上劲，对政府没什么约束力。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谈到政协，说国民党的参议会不过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中国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按陈毅传达记录稿所记，毛主席还讲得很形象，蒋介石把本来有事可做的机关搞成了无事可做的机关，中国则是把本来没有多少事可做的机关，搞成了很有事可做的机关。 毛主席的厉害处，还不在于敢讲自信，更在于他清楚，新制度不是一立起来就万无一失。旧制度的影子还在，人脑子里的老习惯也还在，制度本身也并不完善。 谈民族问题时，他说过，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还很严重，表面上看平静，实际上问题不小。他还明确指出，很多地方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残余，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问题。 谈所有制变革，他也说得很直，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所以，毛主席一面讲制度自信，一面又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也还不完全巩固。他还讲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发展又存在矛盾。 制度要真正站稳，离不开物质基础。 他说过，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有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这就能看出毛主席晚年那份警惕从哪儿来。他不是对制度没信心，恰恰是太清楚制度来之不易，也太清楚它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路走歪一点，劲儿松一点，人心散一点，旧东西就可能借壳回潮，新东西就可能被磨得没了棱角。 毛主席反复讲反复辟倒退、防和平演变，说穿了，就是不愿看到中国折回头路，不愿看到社会主义招牌还挂着，骨子里却慢慢变味。这个眼光，确实远。 隔了这么多年再看，还是让人心里一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