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一天，戴笠获取王亚樵在上海的住址后，带着大批特务破门而入。戴笠到了卧室后，发现被窝还是 热的，知道人刚刚走，下令马上到附近搜捕，但一无所获。 戴笠后来老记着那一幕。 门撞开，屋里空了，卧室里的被窝却还是热的。人刚走，脚步声像还吊在门框上。特务们一通乱翻，戴笠站在床边，也只能咬牙。王亚樵这个人，最邪的地方就在这儿，总比追他的人快半步。到了三十年代，蒋介石盯着他，日本人恨着他，上海滩不少势力也防着他。谁都想弄死他，只因这人下手太刁，专挑要害扎。 可王亚樵并不是一开始就活成这副样子。 他生于一八八九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少年时参加县试，还进了前十。照老路走下去，本该是个读书求功名的人。偏偏一九〇五年，科举废了，像把梯子猛地抽走。这个打击，对一些人只是风声，对王亚樵这种年轻人，却像心里忽然塌了一块。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各地都在抢着立旗号。王亚樵也卷了进去，在庐州筹办军政分府。偏偏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也另起炉灶，一座城里摆出两套班子。没过多久，孙万乘干脆以军政分府名义张贴布告，通缉王亚樵。旧秩序还没打烂，自己人先翻脸，味道够呛。王亚樵只得逃往南京。 在南京，他碰上社会党人江元虎。江元虎劝他回乡再拉人。到一九一二年九月，王亚樵回到故乡，联络旧友加入社会党，随后又转去上海讨生活。刚到上海那阵子，他靠码头苦力吃饭。外地劳工在上海滩活得不容易，受气、挨欺负、讲理无门，都是家常便饭。王亚樵看得很直白，软话不顶用，家伙才顶用。斧头帮就是这么起来的。 起初它更像是合肥籍劳工抱团，不是为了摆威风，是为了不让人随便拿捏。弟兄们手里拎着长柄斧头，平日散着，有事就聚。这个组织也怪，没有森严堂口，没有一堆帮规，全靠王亚樵这个人撑着。他在哪儿，重心就在哪儿。华克之后来说过他，说他救人能豁家底，听人夸几句，也能热血一冲就拔刀。仗义是真仗义，莽也是真莽。 王亚樵脑子里还一直绷着另一根弦，暗杀能改世道。 晚清那阵子，这股风早就吹起来了。徐锡麟刺恩铭，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这些事都在年轻人心里落下印子。到一九一六年五月，王亚樵见到孙中山，这念头更往深处扎。他认同的是打军阀、救中国，认准的办法却偏了路。他给孙中山写信，主张组织一支精干刺杀队，就算军力不如北洋，也能让段祺瑞那样的人胆寒。孙中山没答应，态度很明白，革命是光明事，不能走暗杀这条路。王亚樵却没收手，反倒越来越信自己的那套。 一九二三年，卢永祥找上他，要他清掉齐燮元在上海的重要臂膀徐国梁。王亚樵答应了，要现款，也要日后的特权。徐国梁一死，他的名声一下窜起来。上海滩都知道，这不是普通混混，是个敢接硬活、也真能办成事的人。 北伐起来时，他还把自己当国民党员。蒋介石那会儿跟他没有旧怨，还任命常恒芳为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王亚樵也真拉队伍到洪泽湖，准备攻合肥、安庆，接应北伐。陈调元派兵围剿，他苦撑数月，还是兵败，只带十几个人逃到南京。打那以后，他没再公开参加革命，整个人往地下沉了下去。 一九二七年后，局面更凶。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分共，工人被杀，帮会重排。斧头帮骨干本就多是工人，一刀砍下来，元气大伤。杜月笙、黄金荣又顺势打压，王亚樵几乎没了地盘。可他手里那批人还在，近百名能下狠手的杀手还在，早年攒下的钱和门路也没断。地盘没了，他反倒成了更纯粹的暗杀头子。 一九三一年六月，蒋介石在庐山遭枪击。同年七月，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一九三二年，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侵华日军头目白川义则被炸身亡。这几桩事，外界大多都算在王亚樵头上。到这一步，他的刀已经不在上海滩里兜圈子了，谁挡路，谁亲日，谁站在他看不顺眼的位置上，谁就可能挨上一下。 很多人把他看成孤胆人物，其实不对。他背后一直有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这些失意人物，都和他有牵连。福建事变那阵子，王亚樵就掺在里头，还负责肃反。事败后去了香港，西南政务会每月给他三千元生活费，胡汉民还替他跟英国驻港总督打招呼，说他反蒋属于政治斗争，不是普通刑事犯。说穿了，王亚樵从来不是单枪匹马，他身后一直有人递钱，有人撑腰，也有人借他的手办事。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日本政府立刻向南京施压。蒋介石急了，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王亚樵。这个数目压下来，谁都明白，他已经成了蒋介石心里不除不行的祸根。 一九三六年，王亚樵和骨干应李济深之邀，转去广西梧州隐匿。军统得知消息，秘密潜入，把他杀了。回头再看上海那床热被窝，就有点发凉。 王亚樵跑得过戴笠一时，终究没跑过那个年头。读书人的路断了，江湖人的义气变了，政客的算盘打得噼啪响，杀手、志士、买卖人、亡命徒，全挤在他一个人身上，拧成了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