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离世，希特勒指责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继续活下去。”随后，隆美尔坦然接受了死亡。 麻烦看官们右上角点击一下“ 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4年的德国，隆美尔住在南部一个小镇的石屋里，窗外落叶堆成厚厚一层，偶尔有士兵送信来，脚步声在石板路上空荡地响。 他在疗养手臂上的伤疤还没完全愈合，电视和报纸上依旧在夸他是“沙漠之狐”“元首最信任的将军”，但他自己心里明白，这些赞美已经是过去式。 那天中午，一辆深绿色的军车停在他家门口，车上走下来的两名军官，脸上带着那种公事公办的僵硬笑容，他们带来的，不是问候，而是通牒。 暗杀事件过去三个月，希特勒的怒火仍没散。那场“狼穴”爆炸没把他炸死，却让整个德军上下陷入恐惧。 有人在酷刑下招了供，一个中校咬出了隆美尔的名字，说他知道计划，还默许行动。隆美尔心里明白，这种时候，解释就是徒劳，元首不需要真相，他只要一个替罪羊。 两名将军坐在他书房里，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们的军靴上，反光刺眼。桌上放着一只棕色皮盒，里面是一瓶药片。 布格道夫开口的声音像刀锋一样冷：“元帅，您有两个选择。去柏林上法庭，或者，安静地解决，”他没说完，隆美尔已经懂了，他点了点头，神情出奇地平静，像在听别人汇报一场他不参加的战斗。 他让副官去请妻子去隔壁休息，又叫来了十五岁的儿子曼弗雷德，这个少年还不懂战争意味着什么，只看得出父亲的脸比往日更苍白。 隆美尔递给他一枚磨得发亮的铁十字勋章，那是他年轻时在法国战场上获得的，孩子接过时，手有点抖，屋子里静得连钟表的滴答声都听得清清楚楚，隆美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问了句近乎滑稽的话：“我带着150马克，够吗？”没人回答，他只是轻轻笑了一下，像是在和命运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当他走出家门空气里带着松脂的味道，那辆欧派尔轿车发动起来，排气管冒出白烟。他坐在后座上，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动帽檐。 车子驶出镇子，沿着山路行驶到一片安静的树林，阳光透过枝叶在车顶打出碎影，像无数枚摇晃的徽章。 司机和随行军官被命令下车，四周安静得几乎听得到落叶的声音，几分钟后，他们回到车上时，隆美尔已经倒在座位上，嘴角留着一点泡沫，手仍紧紧握着那根元帅杖。 消息传到柏林时，宣传机器立刻运转起来，广播里说：“元帅隆美尔因旧伤恶化，于家中病逝。”全国哀悼，希特勒送来花圈，国旗降半旗。 葬礼规格盛大，音乐庄严，仿佛在祭奠一位为帝国立下不世功勋的英雄，只有他的家人知道，那不过是一场体面的掩饰，妻子露西穿着黑纱，一声不吭，她知道丈夫用死换来了他们的安全——也许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后的温柔。 战争结束后隆美尔的家没有被清算，露西靠抚恤金生活，直到七十年代才离世。那枚铁十字勋章，她一直留在床头。 十五岁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成了一名公务员，又当上了斯图加特的市长，人们常说他像父亲，坚硬的下颚线、沉稳的眼神。 可他从不爱提起那个名字。直到晚年，有人采访他问起那天的情景，他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他那天不是元帅，只是个父亲。”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