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处死杨宇霆？ 在张学良27岁，皇姑屯一声巨响，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为什么处死杨宇霆？ 在张学良27岁，皇姑屯一声巨响，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那一刻，他肩膀上压着的，可不只是一个军阀集团，而是一个国家级的政治摊子。那时候的东北，内有派系林立的老臣，外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和各路军阀，稍微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他面对的，就是杨宇霆。张作霖能把东北经营得铁桶一块，不是他一个人能干成的。杨宇霆帮他搞军队改革，让奉军从土匪武装变成了正规军；他搞经济，制定田赋制度，从地主手里抠出地来给老百姓种，让东北有钱有粮；最厉害的是，他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己造枪造炮，能让东北军的武器自给自足。张作霖在世时，对杨宇霆那是绝对信任，这信任，也成了杨宇霆骨子里的一份傲气。 可问题就出在这份傲气上。张作霖一走，杨宇霆这位“老臣”还没从辅佐“老帅”的角色里跳出来，就直接把“小六子”当成了他一手带大的“孩子”。他瞧不起张学良，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成天抽大烟、玩女人，根本不务正业。当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杨宇霆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东北易帜这件大事上，张学良想顺应大势，投靠南京政府，让东北在全国统一的旗帜下发展。可杨宇霆坚决反对，他甚至不参加易帜典礼，连集体合影都缺席。他用自己的行动，给张学良难堪。 更要命的，是杨宇霆的姿态。他俨然以周公辅成王自居，动不动就用“大帅在世时如何如何”来教训张学良。他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呼他“小六子”，这称呼在外人听来或许是亲昵，可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就是在挑战张学良的权威。 这还不是最糟的。张学良毕竟年轻，他想用怀柔政策。他甚至让他夫人于凤至去和杨宇霆的三姨太结拜，想用“太太社交”来拉近关系。这招够低姿态了吧？可杨宇霆呢，直接把张家送去的“兰谱”和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认为张学良夫妇和他不是一个辈分，这是打他杨宇霆的脸。 但真正让张学良动了杀心的，是几件小事，也是大事。 第一件，是杨宇霆父亲的寿宴。那场寿宴，外地军阀代表络绎不绝，贺礼堆满了前厅。张学良和于凤至到了，却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点头。可当杨宇霆现身时，所有人都起身相迎，阎锡山的使者甚至躬身作揖。在那一刻，张学良感觉自己像个空气人，而杨宇霆才是真正的“东北王”。 第二件，是权力之争。杨宇霆和他的亲信常荫槐，一直想在奉系内部培养自己的嫡系。常荫槐已经身兼黑龙江主席和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杨宇霆却还不满足，直接向张学良提出，要让常荫槐再兼任东北铁路督办。这要求，简直是明目张胆地瓜分权力。 那一刻，张学良彻底疯了。他摔了杯子，压着嗓子对于凤至说：“大姐，二贼欺我太甚！” 但杀杨宇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是奉系的元老，在军队中威望极高，杀了他，后果难以预料。张学良犹豫、纠结、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拿出一枚银元，开始占卜。他心里默念：“如果抛银元时三面皆正，那就是老天爷让我杀杨、常！”他一抛，银元是正面；二抛，还是正面；三抛，又是正面。他还不信邪，又换了个问法：“如果我不杀他们，这件事不对，那就出反面！”结果，又连着两次反面。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帅府，张学良把他们请到了大青楼东北角的第三客厅，那地方，因为摆着两只汤玉麟送来的老虎标本，又叫“老虎厅”。他们刚一坐下，左等右等不见张学良，杨宇霆有些气恼，高喊：“小六子！小六子！” 可他没等到“小六子”，等来的却是卫士长高纪毅和六名全副武装的卫兵。高纪毅干净利落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即处死，即刻执行。”杨宇霆倒下前，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他最后的呼喊，或许仍然是那句他习惯了的“小六子”，但这一次，他听到了枪响，而不是回应。 处死杨宇霆和常荫槐，对张学良来说，确实达到了立威的目的。此后，奉系再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威，那些老臣也终于放下了“长辈”的架子，开始以“总司令”来称呼他。 杨宇霆死后，奉系失去了主心骨，再也没有人敢对张学良说实话，也没有人能像杨宇霆那样，给他提最尖锐、最残酷的建议。这直接导致了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错误判断和不抵抗政策。没有杨宇霆这样的人才来分析局势、制定对策，张学良的身边，只剩下了唯唯诺诺的随从和溜须拍马的马屁精。 张学良在杀了杨、常之后，其实立马就后悔了。他给杨宇霆夫人写了信，言辞里充满自责，还批了一万大洋的殓葬费，甚至派人去保护杨家的财产，以防不测。 张学良晚年在台北，面对采访时，说得更直白，也更痛心：“杨宇霆不该杀，他也不能杀，后悔了，杀错了。” 他说这话时，已经是个耄耋老人，回首往事，那些曾经的意气用事，那些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时刻，都化作了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