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五一劳动节，大学生史树青一大早来到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早点摊吃早点。出于

1951年五一劳动节，大学生史树青一大早来到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早点摊吃早点。出于职业高度敏感性，他一坐下来就注意到早点摊上盛凉粉的器皿来路不凡。这是个直径超过40厘米的青花大盘，史树青一眼看出，大盘是明代宣德官窑瓷器，因器形大而格外珍贵。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都是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劲儿。那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城里更是热闹非凡，准备着大游行。当时还是个大学生的史树青，一大早就溜达到了西直门外大街，找了个早点摊准备填饱肚子。他这人，打小就泡在琉璃厂，跟着父亲看古董字画，眼睛练得比鹰还尖。 一屁股坐下，他没先看吃的，眼神一下就被摊主用来盛凉粉的家伙给吸住了。 那是个青花大盘子，直径得有40多厘米，蓝白相间的花纹在晨光下，透着一股子沉静又华贵的气派。摊主大娘麻利地从里面舀着凉粉，盘子里的酱油、醋、辣椒油混在一起，寻常得不能再寻常。 可在史树青眼里，这盘子简直在发光。他心里“咯噔”一下，这胎质、这釉色、这画工，尤其是盘底那若隐若现的款识，这哪是盛凉粉的家伙，这分明是明代宣德官窑的青花瓷！ 宣德的瓷器本就金贵，这么大尺寸的盘子，更是稀世珍宝，搁在当时，能换一座大宅子。 史树青心里头翻江倒海，面上却不动声色。他赶紧招呼一块儿来的同学王世襄。王世襄也是个懂行的主，家里收藏无数。史树青指着那盘子，压低声音说：“你看那盘子，跟你家那个是不是一样？”王世襄凑过去一瞧，眼睛也直了，兴奋地一拍大腿：“没错！宣德的盘子！好家伙，你这眼睛可真毒！” 俩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了数。这宝贝要是在不知情的人手里，磕了碰了，那可是天大的损失。他们立马跟摊主大娘商量，说想买这个盘子。大娘一脸纳闷，觉得这两个学生娃是不是吃早点吃糊涂了：“一个破盘子，有啥好买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位囊中羞涩的大学生，东拼西凑，各掏了2块5毛钱，凑了5块钱，硬是把这个国宝给买了下来。 你能想象那画面吗？五一游行的队伍里，两个年轻人，一人一边，轮流抱着个直径40多厘米、装着凉粉味儿的青花大盘子，脸上挂着捡到宝的傻笑。游行结束，他们连家都没回，直接抱着盘子，把它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心里头装的是家国天下，是对文化的敬畏和热爱。一个国宝，在他们眼里，价值不是能换多少钱，而是它应该待在能被最好保护的地方。 这种纯粹，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究“变现”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 当然，史树青能有这“毒”眼，也不是一天练成的。他15岁那年，就在厂甸庙会上，花了两毛钱，从一堆没人要的字画里，淘到了一幅清代爱国将领邱逢甲的真迹。 后来这幅字画也被他捐给了国家，如今是国家一级文物。你说，这“捡漏”靠的是运气吗？那全是学识和眼力在背后撑着呢。 几十年来，史树青为国家抢救了无数珍贵文物，从成吉思汗最早的画像，到国内唯一的成吉思汗圣旨金牌，经他手的国宝数不胜数。他自己常说，做鉴定，凭的就是八个字：“一心为公，光明磊落。”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碰见假的，不管对方是谁，他都直言不讳，绝不留情面。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的泰斗级人物，晚年却卷入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公案，留下了一段至今都让人唏嘘不已的争议。 这就是2008年曝光的“金缕玉衣”骗贷案。 一个叫谢根荣的商人，用一件号称是汉代的“金缕玉衣”，从银行骗取了5个多亿的贷款。而为这件“国宝”出具鉴定证书，并估价24个亿的，正是包括史树青在内的五位顶级鉴定专家。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后来谢根荣自己承认，那件金缕玉衣是他花了区区几万块钱找人伪造的。这下子，整个古玩鉴定界都地震了。 面对媒体的追问，几位在世的专家说法不一，甚至有人想把责任都推到已经于2007年去世的史树青身上。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收藏大家马未都先生的看法，或许更接近真实。他说：“史先生学问第一，简直就是活字典。但鉴定技术不可能终身相随，人一老，心力弱了，判断力就会往下走。” 当时史树青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据说到现场，专家们也只是隔着玻璃柜看了几眼，并没有上手仔细研究。在那种被人捧着、被气氛烘托着的情况下，一位年迈的专家，被裹挟、被误导，也是极有可能的。 咱们今天回头看，这事儿确实让人五味杂陈。一位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抢救了无数珍宝的老专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一次可能的失误，一生的清誉都蒙上了阴影。这对他公平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史树青先生在为那件假“金缕玉衣”签字时，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但他一生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无法被抹杀的。 一个人的功与过，或许不该由最后一件事来简单定义。 正如那些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它们身上既有历史的荣光，也可能沾染了岁月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