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老山战役前线，战士黄登平正在站岗，外面浓雾弥漫。突然，他发现浓雾中闪过一队人影，警觉的他立即向班长汇报。随后众人朝着浓雾中进行点射，可并没有听到任何回击的枪声，大家都调侃他看错了。然而，天亮后的勘察结果表明，幸亏黄登平的坚持，要不然团部都将遭遇危险。 1979年，黄登平参军入伍时才十七八岁，血气方刚。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他怀着一腔热血报了名。他聪明勤奋，后来考上了军校，成为恢复高考后部队的第一批大专生。按理说，像他这样的高材生，毕业后应该直接去机关单位，或者在后方搞技术研究，而不是去硝烟弥漫的前线。 1984年，两山轮战如火如荼，前线急需有文化的年轻军官。于是，黄登平作为见习参谋，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云南。他们这批年轻人，从小在和平环境中长大，对战争的理解大多来自书本和电影。但到了老山，他们才明白，现实中的战争，没有英雄主义的光环，只有血与火的残酷。炮弹的轰鸣、战友的牺牲，每天都在挑战着他们的神经。 但黄登平没有被吓倒。他在战地医院看到浑身是伤的战士，在战场上目睹战友的牺牲，这些残酷的画面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血性。他负责整理伤亡报告，死亡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刺痛了他的心。他发誓，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决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 1984年10月，越军干了件特别嚣张的事儿。在咱们阵地附近有个无名高地，因为地势复杂，咱们的炮火打不到，所以一直没去占领。结果，越军特工在这儿插了一面国旗，赤裸裸地挑衅。这事儿把团长气得够呛，下令炮轰，结果怎么也炸不掉。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黄登平主动请缨，要去高地上一探究竟。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果然，他发现这个高地地形特殊，形成了一个炮火盲区。这面旗帜，就是越军设下的一个“小把戏”，目的是引诱咱们上当。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建议在这个高地上设置机枪阵地，既能控制制高点，又能弥补火力盲区。 团长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无名高地建立机枪阵地后，部队需要不断运送补给。第五天，黄登平的同班战友在运送物资时，不幸触雷牺牲。战友的死，让黄登平悲痛万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要为战友复仇的决心。他向上级请求上阵杀敌，但团长没同意，毕竟他们是军校学员，不能再有闪失。黄登平没有放弃，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提出要亲自去无名高地送补给，并留下来站岗。 这个请求看似“多此一举”，却是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他故意等到天黑才把物资送上去，然后请求留下来站岗。团长理解他的心情，同意了。 1984年10月，凌晨四点。浓雾弥漫，能见度不到十米。黄登平站在哨位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他心里清楚，越军特工最喜欢在这种天气下行动。突然，他发现浓雾中闪过几个人影。他下意识地眯起眼睛，仔细分辨。旁边的战友还在熟睡，他没有叫醒他，而是直接端起枪，对着人影晃动的方向就是一阵扫射。 枪声打破了寂静，战友们都被惊醒了。他们跑到黄登平身边，问他怎么回事。黄登平说：“我看到有敌人！” 战友们不相信，他们揉了揉眼睛，说：“你看错了吧，哪有人？” 黄登平没有争辩，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没有骗他。 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听到回击的枪声，团长通过步话机把他骂了一顿，说他擅自开枪，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黄登平连声认错，但他心里却不这么想。他坚信，自己没有看错。 天亮后，浓雾散去，黄登平再次来到他开枪的地方。他仔细地寻找着蛛丝马迹。终于，在枯草中，他发现了一滩新鲜的血迹。血迹不深，说明敌人受了伤，但没有死。他沿着血迹寻找，在一个大石头后面，他发现了一个狭小的缝隙。 黄登平心里一惊，他直觉敌人就在里面。他悄悄地绕到石头后面，刚一靠近，一颗手雷从缝隙里扔了出来。黄登平反应神速，手雷正好砸在他头上的钢盔上，弹了出去。他躲到石头后面，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像下饺子一样，一颗接一颗地扔进了缝隙。 爆炸声此起彼伏，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当爆炸声平息后，战士们冲上去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缝隙里躺着15具越军特工的尸体！ 这个战果，震惊了所有人。一个见习学员，单枪匹马，在浓雾中，凭借着“多看一眼”的警觉和果断，歼灭了整整15名越军特工。这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战后，黄登平被授予一等功，并被评为“一级英模”。他的事迹被《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广泛报道，成为激励全军将士的榜样。越军方面也气得牙痒痒，甚至悬赏十万越盾捉拿他。 黄登平的故事，已经过去了40年。在当今世界，虽然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但各种“隐形战争”从未停止。我们需要像黄登平一样，保持警觉，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我们所珍视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