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工人要分AI红利，韩国政府先亮强制仲裁：利润该归股东，不归员工】
韩国电子巨头三星原定举行的一场罢工，在最后时刻因达成协议而避免。工会方面表明，只要持续推进组织行动，并以罢工作为后盾，即便面对全球最有权势的企业之一，也能迫使资方作出让步。
本月原定在三星举行的罢工，原本可能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高涨以来，韩国职场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行动，涉及超过47000名工人。
这几乎也肯定会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停工事件。这个行业通常以高薪和优厚福利著称，往往让多数从业者产生某种优越感和职业光环，尽管他们同样长期承受化学品暴露、激烈竞争以及高风险长工时的工作环境。
5月21日，全球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与两家工会达成一项临时工资协议，结束了持续6个月的激烈谈判，也避免了次日可能发生的罢工。
一份得失参半的协议对工会及基层成员来说，这份协议充其量只能算得失参半。协议中，存储芯片与非存储芯片员工之间的激励差距极大，前者预计可获得620万韩元，后者则约为190万韩元。
这些发放以库存股形式进行。按照韩国相关规定，这类股份更接近于不可公开交易的优先股，通常可以分红，但持有人不享有表决权，而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常见的那样，被永久注销退出流通。
表面上看，这份协议像是工会与管理层各退一步：员工放弃即时现金报酬，换取看似慷慨的公司回报。可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拼凑出来的折中方案。
其负面影响很可能不止于三星内部，还会外溢到更广泛的韩国政治经济领域。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全球人工智能热潮本身波动剧烈，另一方面也与李在明自由派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有限施展空间有关。
《雅各宾》审阅的这份集体谈判协议，将薪酬安排明确区分为三星两大核心业务部门：设备解决方案部门，主要涵盖半导体业务；设备体验部门，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
根据协议，基本工资将上调4.1%。库存股激励将在3年内分批兑现，每年有三分之一可转换为现金。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获得的激励，大约是设备体验部门员工的6倍。这种差距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两大部门员工之间原本已在谈判中显现的紧张关系。争议核心：经济增加值指标
两年前，三星员工首次在公司历史上举行罢工时，曾要求废除“经济增加值”作为绩效指标，并取消激励发放上限。这两项诉求如今都只得到部分满足。
“经济增加值”这一指标由纽约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原本是为了把资本成本带来的财务回报纳入高管薪酬计算。它与个人或集体在生产一线的实际表现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把这一指标用于非高管员工薪酬，本质上就是把企业投资借贷成本转嫁给普通员工。
更关键的是，这一不透明指标很容易被滥用。管理层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打包或拆分资本成本，从而有意压低对员工绩效的衡量，进而压低工资。“透明”正是工会提出的口号之一，也频繁出现在纠察标语上。
协议并未明确写明废除“经济增加值”指标。它只是规定，今后激励发放将依据管理层与工会在每个薪酬周期共同确定的绩效指标执行。
至于发放上限，三星同意仅为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一个相当于税后营业利润10.5%的激励池，并取消支付上限。三星工会的要求，其实只是希望公司参照竞争对手海力士此前已经采取的做法。
近年来，三星的竞争对手海力士借全球人工智能热潮迅速壮大。由于其在高带宽内存芯片上的主导地位，这家公司成为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核心部件供应链中的重要赢家。去年9月，海力士决定取消激励上限，并设立相当于营业利润10%的激励池。这一让步，来自其两家工会的共同施压，分别代表白领和蓝领员工。
这并不是因为海力士管理层天生更仁慈、也不是更愿意回应员工诉求。就在一个月前，控制该芯片制造商的财阀集团会长崔泰源还公开反对这一方案，称一味“执着于薪酬”目光短浅，无法带来“幸福”。
三星与海力士真正的差别，在于后者工会代表性很强，覆盖了超过90%的芯片制造工人，而且这些工人已经证明，只要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愿意停工。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下，管理层对生产中断格外忌惮，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的谈判筹码。
三方工会联盟的合作与裂痕目前，三星电子内部有3家工会一边合作，一边争夺主导权。两年前，三星电子全国工会曾主导集团历史上首次罢工，但最终无果而终。这个工会原本在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拥有较强基础，后来却因被曝与管理层勾连，影响力和成员规模双双下滑。
此次工资协议前的行动，则主要由三星集团联合工会推动。该工会在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实力较强，并声称如今已代表公司超过一半员工。与此同时，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则主要由规模较小的“同行”工会代表。整体来看，目前约70%的员工、也就是大约47000人，已经加入工会。
起初，这3家工会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与管理层展开谈判。到3月时，3家工会中有91%的成员投票授权，如果谈判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就在6月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
但随后，这种团结开始出现裂痕。“同行”工会退出了三方联盟，指责另外两家工会优先考虑芯片制造工人的诉求，却牺牲了其他同事的利益。按照2026财年第一季度数据，半导体业务贡献了集团94%的营业利润。不过就在一年前，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表现不佳，还曾导致三星整体收入腰斩。
政府压力与李在明的矛盾立场内部团结的削弱，也进一步助长了政府对三星工会施压。5月20日，自由派总统李在明威胁称，一旦发生罢工，政府将动用强制仲裁权。
他发出这一威胁时，国内外科技巨头都越来越担心生产中断可能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停摆，影响范围从数据中心建设到智能手机生产。李在明还批评工会要求将15%的营业利润划入激励池，称这种利润分享应当属于股东，而不是工人。
事实上，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利润分享机制的人，正是现任三星会长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当时，这项制度的目的，是通过经济补偿，激励员工在芯片研发和制造环节承受漫长且危险的工时，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如今，李在镕用“经济增加值”这套做法取代了这项常被视为其父亲最有效创新之一的制度，并给激励池设下上限。
自去年6月上任以来，李在明一直推动他所谓的“资金转移”，试图把资金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引向被低估的股市。他在竞选时承诺，要把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推高到5000点，相当于接近翻倍。
上任不到5个月，他看起来似乎兑现了这一承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路升至历史最高位，甚至超过了他竞选时提出的目标。到5月最后一周，这一指数已升破8000点，几乎是李在明上任时的3倍。
李在明将股市上涨归功于他修订后的商法。该法要求库存股退出流通。但根据最新工资协议，三星将利用修法中的漏洞，把库存股作为激励发放。对此，李在明始终保持沉默，尽管促成这份协议的，正是他的劳动秘书，而此人曾任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主席。
过去6个月里，三星工会持续推动的行动，实际上挑战了这样一种说法：即韩国股市上涨主要归功于李在明的立法改革或口头干预。更真实的情况是，韩国本就处在能够承接全球人工智能红利的有利位置。如今，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总市值的近一半。
火热的股市无疑让许多资产持有者获利丰厚，甚至催生出一个自称“新李在明”的新上层中产群体。但韩国银行2026年5月的一份简报指出，股指上涨对整体经济的带动相当有限，指数收益中只有1.3%会转化为整体消费支出的增长。
这两家旗舰芯片制造商的这轮上升势头，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实现了多么重大的创业式突破。高带宽内存芯片在过去除了游戏显卡之外，应用场景一直有限。直到推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的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将其纳入面向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芯片架构之后，这类芯片才真正迎来爆发。
就三星而言，它至今仍未开发出符合英伟达严苛标准的顶级人工智能芯片。但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持续上升，三星集团也因此获得了巨大提振。
人工智能时代，工人仍有筹码尽管三星工会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内部团结不足、被指与管理层勾连，以及实际成果有限，但它们仍然证明了一点：只要持续开展工会行动，即便面对全球最强大的雇主之一，工人依然能够争取到让步。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如今不少评论者声称，随着人工智能让越来越多人类劳动变得无足轻重，工人将不再有能力反击。但只要企业仍然需要哪怕极少量的人类劳动，来生产支撑人工智能运转的那些零部件，这些公司就不可能真正无懈可击。
作者：卡普·索尔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Workers Are Demanding a Share of Samsung’s AI Windfall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海外新鲜事热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