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高饶事件”后，原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因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行为受到了组织严肃批评教育，但王建安拒绝接受，以至于当年军衔评定也因此而被搁置。 王建安这人，放在开国将帅里看，很扎眼。 不是因为他资历浅，恰恰相反，他资格够老，仗也打得硬，偏偏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评衔时卡了一下，没有立刻进上将名单。问题不在战功，也不在履历，偏偏落在脾气和作风上。说得再直白一点，这位将军能打，敢冲，带兵也有一套，可骨头太硬，心气太高，常常不肯轻易服人。打仗时这是一股狠劲，放到组织纪律和干部作风上，就容易硌手了几分。 他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人，穷苦出身。 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做工，挨骂受气是家常饭。学堂进不去，就蹲在外面偷听先生讲课。父亲讲《西游记》，他听得最起劲，心里也早早憋着一股火，总觉得人活着不能老这么低着头。 少年人穷，未必认命，越是受压，越容易长出一身横劲。 一九二四年，十六岁的王见安跑去武汉投军，进了吴佩孚的部队。名字也是那时候改的，怕地主认出来，索性换了个同音字，叫王建安，嘴上还说得很响亮，要建一个太平安乐的新世界。话听着直，可也能看出，这人从小就不是个安分性子。 旧军队那口锅，他很快就吃明白了。 兵匪不分，层层盘剥，上头拿饱了，下头还得挨打挨骂，士兵连喘口气都难。王建安在里头熬了两年，到一九二六年冬找机会跑回黄安。回乡之后，他没缩着，拉起几十个穷弟兄，拿着大刀梭镖闹革命。 不久，这支队伍和当地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成了党领导的武装。 一九二七年冬，黄麻起义打响，他握着短枪往前冲，攻黄安县城时，第一个登上西北城墙的云梯。这个细节很硬，不是摆样子，是真拿命往前拱。 起义胜利后，部队整编，他当了副班长，和陈再道在一个班。到一九三零年，这支部队编入红军第一军，王建安也算在血火里一步一步站稳了脚。 到一九三四年，他已经做到红四军政委，被看作军政双全的人物。 次年嘉陵江战役结束后，红四军同中央红军会师，他见到了毛主席，后来又被推荐进红军大学学习。 能走到这一步，说明中央对他早就有印象，也看重他的能力。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打鬼子，先后做过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这样的干部，摆在战场上是一把快刀，真碰到硬仗，顶得上去，扛得起来。可刀太快，也容易带出别的毛病。 王建安有股很重的自负劲，嘴上不肯轻易认谁高一头。华东野战军时期，粟裕打出“七战七捷”，全军刮目相看，他却说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运气好。几句话一出口，味儿就不对了。不是看不出人家打得漂亮，是心里那口气压根不愿服。 一九四八年七月，豫东战役刚结束，王建安本来接到调令，要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担任副司令。走到半路，又接到通知，毛主席要见他。他赶到西柏坡，中央重新安排，让他去山东兵团做副司令，配合许世友，为解放济南做准备。这个安排很见分量。 许世友在胶东威望高，王建安在鲁中鲁南名气大，两个人都是山东战场上的硬角色。毛主席也看得透，这两人都属于炮筒子脾气，打起仗来猛，较起劲来也猛，所以专门提醒王建安，要和许世友团结一致。王建安到了山东兵团，先去看望养病的许世友。 两人见面，照旧又搂又骂，表面热闹，骨子里也有较量。许世友拖着病体陪他打猎，摆酒请他吃饭，场面看着粗豪，其实也是在试探。好在两人真到打仗时没有扯皮，配合得相当默契，济南战役最后打得很漂亮。 仗一顺，人就容易飘。 王建安的问题，偏偏就在这里。济南战役胜利后，他那股自信劲越来越足，甚至有点把功劳挂在脸上。组织看干部，当然看战功，也看作风。打仗厉害，不等于什么都能由着性子来。 到一九五五年大授衔，评衔名单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把王建安的名字圈了出来，批示说，此人容易骄傲自满，授以中将为宜。这一句话，分量很重。 负责评衔的人心里都清楚，按资历和级别，王建安够得上上将，可领袖既然这么点出来，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资格问题。军队不是比谁嗓门大，也不是比谁功劳簿厚，越是打过大仗的人，越得守住分寸。 王建安没有参加第一次授衔，到一九五六年补授第二批军衔时，才正式跻身上将之列。 军衔后来补上了，可这个插曲不是小事。它说明组织没有抹掉他的战功，也没有放过他的短处。 往后看他的任职轨迹，也能看出些味道。 王建安后来一直大体按副职使用，最高职务是福州军区副司令。上将军衔在身，路却没有再往更高处猛蹿。说到底，名单上那个圈不大，落在人生里，却沉得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