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日，毛人凤下令处决关押的36名地下党。朱君友以为自己死定了，将所有的行装都送了人。在预定决的前一晚，他被舅子杨夷甫和表弟徐中齐接出了牢房，躲过一劫.......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城里那股气，已经不是紧，是发闷。 街面上照样有人走动，茶铺也没全关，可谁都知道，天快翻了。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眼看要散，越到这节骨眼上，特务越像疯狗，见人就咬。 毛人凤接过那份名单，翻了翻，批下四个字，一律枪决。 三十六个人的生死，就这么定了。 朱君友也在名单里。 那时的他，已经在将军衙门监狱里熬了些日子，身上旧伤叠新伤。 牢门半夜一开，绝少有好事。 十二月六日深夜，特务来提人，他一下就懂了，多半轮到自己了。 临出门前，他把手边那点行装分给同狱的人。东西不多，意思却重，像是在说，这条命，怕是带不走了。走到过道里，他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的牢房，回过头看了一眼。 铁栏后头的人也朝他点了点头。 话一句都没说，意思全明白了。 偏偏这回，命没有照着名单走。牢门外等着的，不是押送刑场的车，也不是黑洞洞的枪口，而是杨夷甫和徐季达。 一个是他的妻兄，一个是徐中齐的弟弟。 再往后牵，还有岳家在成都军政界积下的关系，还有父亲朱茂先咬着牙拿出来的十根金条。 金条送进去，人从死囚名单里换出来。 听着像戏文，里头却没有半点热闹，只有冷。因为朱君友自己清楚，自己是被硬生生拽出去了，名单上的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命。 朱君友不是穷苦出身。 他生于一九一七年，出身成都有名的富户。朱家做煤炭生意起家，外头都叫“朱财神”，也有人叫“朱半城”。这类人家的子弟，按旧路数走，原本最稳当。守住家业，讲些诗书，练练字画，安安稳稳过一生，也就罢了。 朱君友偏不肯。 到一九三八年，还在中学念书，就参加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而且不是挂个名，是实打实在里头做事。 往后几年，他一步步靠近地下活动。 一九四六年，经范朴斋介绍，在成都慈惠堂加入民盟，被编入成都市第二十七区分部，既管财务，也替组织筹措经费。 地下工作要运转，靠的不只是胆子，还得有钱，有地方，有能转圜的人。 朱君友恰恰能补上这一块。 一九四七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哥哥朱君昌与人合办建筑社，他就借那个地方做掩护。地下党有人在楼上碰头，有人把那里当临时联络点，不少活动经费也是从那里周转出去。 家里不是木头人，看不出动静。 父亲朱茂先越看越不对味，觉得这个儿子把好端端的日子过歪了，于是卡他的经济，盯他的行踪。 可朱君友没收手。 一九四九年，范朴斋去香港参加民盟活动，他拿出黄金五两，又把两只订婚戒指一并送出去。 这不是摆样子，是真拿身家往外垫。 后来民盟成都市委组织部经过调查，还专门出过证明，说他确实做过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掩护过彭迪先、王于、范朴斋、张友渔等人。 说白了，朱君友早不是站在边上搭把手的人了，他已经踩进局里。 他能走到这一步，杨汇川的影响很深。杨汇川是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人士杨维的女儿，十三岁就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先在上海读书，后转入四川大学。她和地下党的关系很深，见识也广，心气更硬。 朱君友后来说过，自己参加革命，受她启发教育很大。 杨汇川就是那个把他往前推的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朱君友除了管财务，还承担情报收集工作。每天晚上在家收听新华社广播和外台华语广播，听完就整理成材料，第二天交给交通员送出去。 到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军直逼西南，国民党越发凶狠。 朱君友就是在这样的局面里出的事。 十一月的一天夜里，他经过玉带桥，正撞上特务搜查。 身上带着进步书刊、传单和资料，连藏都来不及，当场被抓。 进了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苦头就来了。 双手被反绑，吊在梁上，受“鸭儿浮水”那种刑，打得皮开肉绽，还是不开口。敌人的档案里写他“态度顽固”，这四个字倒替他留下了硬骨头的证据。后来转到将军衙门监狱，他见到了许多人，也记住了许多人。 余天觉歌声高，傍晚放风后常唱歌给大家提气。 杨伯恺和他关系深，却被关在不同牢房，只能趁放风时远远对个眼神。徐孟生和他同住一间牢房，一个上铺，一个下铺。 吴惠安右腿受刑致残，走路一跛一跛。毛英才年纪最轻，还是学生。朱君友被救出去后，躲到成都中和场乡下亲友家，一直等到解放军入城才回到城里。 回来才知道，自己离开监狱的第二天深夜，狱中关押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被特务秘密用汽车运到十二桥畔杀害。 此前那一眼，竟成了永诀。 到晚年，提起这些人，他还是激动。他总觉得，活下来不是福气，是欠下的一笔账。那些人埋在十二桥烈士陵园，名字刻在石头上，他的名字没刻上去，可那一夜的风，那一排牢门，那一眼回头，却一直压在心口，年头越久，越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