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俘的国军将领中，周士瀛很走运，因为解放军宽宏大量给了他“投诚将领”的优待，还送到他西南政法大学高研班深造，然而他却在看管不严的情况下逃走了，那么他逃去了哪里？结局又如何呢？ 周士瀛这个人，命不差，心也拧。 放在国军那套门道里看，他几乎天生占便宜。浙江人，又是黄埔出身。国军里讲派系，讲出身，讲同乡同校，说得体面些叫系统，说白了，和旧军阀认乡党没多大差别。周士瀛踩着这两层关系往上走，自然容易被蒋介石看重，也难怪后来别人给他留了活路，他还是不肯回头。 一九四九年的四川邛崃，对周士瀛来说，真有点凉到骨头里。 蒋介石先走了，胡宗南也撤了，电报却一封接一封发来，还是要他守。守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替别人挡一阵子，把撤退的时辰往后拖一拖。 等解放军压上来，四面都围住了，周士瀛脑子里那点侥幸，已经散得差不多。 他还在掂量，究竟是继续扛着，还是干脆降了。 偏偏这时候，兵团长官李文投降的消息又传过来，这一下，心口那根撑着的木棍算是断了。没多久，他自己也成了俘虏。 照理说，做了俘虏，总归心里发虚。可周士瀛被俘以后的日子，不算差。抗战里他打过日本人，这是一笔账。解放战争时，他虽站在国军一边，却没给解放军造成多大祸害，这又是一笔账。再往上看，他待过的那些旧长官，傅作义、李文，不少都走了率部投诚那条路。几笔账合在一起，解放军没有把他当成死硬分子，反倒把他算进了“投诚军官”那一类。给优待，给出路，还安排学习深造，盼着这批人以后能派上用场。 可这种宽大，对周士瀛未必真是松了口气。旧日子过久了，清贫日子真落到头上，未见得吃得下去。更要命的是，他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从哪套人马里出来。 蒋介石嫡系那层印子，黄埔那层底色，同乡那层牵扯，都像旧衣服上的油斑，洗不掉。 他待在改造学习的地方，表面照规矩走，心里头却一天比一天发紧。他怕的，不只是眼前，更是往后。说到底，他不信新生活能稳稳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五零年秋天，白公馆已经不是旧日那个地方了。 过去这里是国军残害进步人士的凶地，换了天地以后，成了投诚军官改造研修班的驻地。偏偏就在这里，周士瀛把逃跑的心思一点点养熟了。准备做得很细，路怎么走，人带几个，怎么避开人眼，他都盘算过。到了一个黑得看不清人脸的夜里，周士瀛带着李文等两个人，从白公馆悄悄溜了出去。 这一跑，不是抬腿就完事。 一路沿江而下，船要换，车要换，查验要躲，风声也得听。三个人都不年轻了，偏偏还得像亡命徒一样，把身子缩着，把气压着。最难的一截，是去香港。那时候封锁摆在那里，没有船，三个人只能硬着头皮下水，游过去。多半还抱着些能浮的东西，不然单凭几副中年人的筋骨，真够呛。可他们还是过去了，狼狈归狼狈，命算是保住了。 到了香港，才真正见出派系这玩意儿有多厉害。 周士瀛三个人很快就跟台北方面搭上了线。本来以为，只要人到了，事情也就差不多了。谁知蒋介石那边先起了疑心。他认定这类从大陆又跑回来的人，未必干净，嘴上说是逃回来，谁知道是不是被放回来摸情报的。照这个意思，回台湾之前都得查一遍。可怪事来了，李文他们要查，周士瀛偏偏不用查。 这一下，什么叫嫡系，什么叫同乡，算是看得明明白白了。同样是从大陆逃出来，同样是冒着丢命的险，到了门口，待遇偏偏两样。李文那两个人气得够呛，也没法子，人在屋檐下，只能认了。周士瀛心里头也明白，自己能被这样对待，不是因为多无辜，无非还是派系认人。 回到台湾以后，周士瀛的路果然比旁人顺。 跟他一道回去的人，职位未必比他低，资历未必比他浅，可没那层派系的罩子，照样容易被撂在边边角角。周士瀛不一样，他一回去，接的就是部队里的高位子，而且是那种待遇不薄的职务。蒋介石这个人，对自己人有时也真舍得，前头可以让你留下来扛事，后头也能抬手给你补偿。听着有点寒心，可那就是旧军政圈子里再平常不过的做派。 一九七一年，周士瀛退休。按他这份经历，写回忆录最合适，抗战、内战、被俘、优待、潜逃、回台，哪一段都能扯出不少故事。偏偏他又不安分，没去写书，转头办起了电器公司。那年头，老人创业本来就不多见，更别说碰电器这种新行当了。旁人不看好，也正常。可周士瀛愣是做出了样子，还越做越稳。 这事细想，也不算全无道理。他从军前出身复旦，底子不差，不是只会扛枪的粗人。多年军政生涯，也把他的眼力、判断、胆气磨了出来。白公馆敢跑，香港敢闯，到了商场，自然也不会是个木头人。 周士瀛这一生，像是被时代推着跑，又像是一直在自己挑路。 抗日时立过功，内战里站错了边，被俘后吃过宽待，转身又跑回旧阵营。 说他全坏，讲不过去。说他全好，也站不住。真正扎眼的，还是那股甩不掉的派系味道。邛崃城外的困局，白公馆深夜的脚步，香港那道水线，台北那份区别对待，都还留着一股旧年头的潮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