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前途无量的田家英，突然吊死在毛主席的藏书室，消息传开，震惊全国，那么田家英为何突然自杀？这其中究竟有何隐秘？ 真要追根，还得从他的脾气、做派，还有那些年写下的东西说起。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在四川双流。家里不算宽裕，少年时就吃过日子的苦。一九三四年，母亲去世，他只得辍学，到家里药铺做学徒。 可这人心气高，忙完活还写稿，往报纸副刊投稿。 一九三五年，小说、散文、书评、杂文、诗歌，已经陆续见报。一九三六年，他以第一名考进成都县立中学。 抗日救亡的活动一来，他就跟着同学上街宣传，到茶馆发传单。那年冬天，他参加海燕社，接触到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些书。 脑子一旦拧过来，就再没往回转。 一九三七年，他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干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 那时他还没满十六岁。 进陕北公学，毕业后留校，又到马列学院学习，后来进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历史组工作。一九四三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这文章进了毛主席眼里。 一九四八年八月，他正式担任毛主席秘书。 能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会弯腰，靠的是文章、学问和脑子里的那股清劲。 新中国成立后，田家英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他提过一个法子，叫“分别处理，综合反映”。老百姓来信不能白来，件件要有着落；带共性的问题，得整理出来，送到中央去看。 一九四九年，他看到上海群众反映失业和生活困难的来信，立刻向毛主席汇报，对后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决策起了作用。 田家英身上最打眼的地方，不在文笔，在于敢往上报真情况。 一九五九年二月，他受毛主席委派，率工作组到四川新繁县崇义大队调查。 他穿得朴素，跟社员一起吃公共食堂，不摆干部架子。细细一看，问题就冒出来了。社、队上报的产量水得很，每亩竟比实际高出四百二十斤左右。 上面锣鼓喧天报丰收，下面不少人肚子空着。 田家英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报了上去。毛主席后来下达致全体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要求纠正“浮夸风”，背后就有这份调查托着。 一九六一年，他去浙江富阳调查，又看到另一层实情。 农村生产下滑，不只是天时不好，里头有“共产风”，有“浮夸风”，有干部打骂群众，也有农民对公共食堂的不满。 他回来后，如实汇报，并按毛主席指示参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就是后来的“六十条”。同年十二月，他又去山西农村调查，根据所得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讨论通过。 再后来，他带工作组去湖南韶山、花明楼，发现不少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又照实向中央汇报，并按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 这一连串事情看下来，就明白了，田家英不是坐在屋里凭空写材料的人，他脚上带泥，眼里见真章，嘴里也敢说实话。他参与起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业合作社章程、党的八大《开幕词》等重要文件，还长期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和注释。 毛主席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手稿一度进了废纸篓，也是田家英捡出来抄存，这才留了下来。 他喜欢书，喜欢字画，家中所藏图书近万册，字画上千件。这个人，骨头里有股读书人的认真，也有做政治工作的人那股不肯糊弄的劲。 可在那个年月，太认真，有时偏偏要出事。 庐山会议期间，他冒险保护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还说过，会议可以把他压碎，不能把他压扁。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挨了错误批判，他自己也受不点名批评，却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 上面交代过的事，他没往外抖；下面随他调查的同志，他也没拿出去挡风。真正把他逼到悬崖边上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那次杭州谈话。毛主席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吴晗《海瑞罢官》，指出要害在“罢官”。 田家英整理纪要时，删去了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也删去了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照他的性子，这叫实事求是。 落到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伙人手里，就成了“篡改最高指示”的口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起，田家英便被打成“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五月二十三日，他含冤去世，生命停在四十四岁。 后来有人说他太刚，有人说他太直，也有人说他书生气重，受不得那样的折磨。 这些话都挨着边，却都没说透。 田家英真正要命的地方，是他不肯拿歪话当正话，不肯拿别人去换自己的平安。 碰上那样一场风暴，这种人往往最先被风头掀翻。 一九八零年三月，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并为他举行追悼会。 公道算是回来了，可人终究没有回来。一个从四川药铺里走出来的少年，一个把心血都耗在字里行间和田间地头的人，就这么停在了一九六六年的春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