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主席提到了贺龙元帅。他说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贺龙毕竟是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是一面旗帜。毛主席曾经要保护贺龙，周总理也要保护贺龙，可惜贺龙还是不幸去世了。 一九七三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主席忽然提到贺龙。 会场一下静了。 那不是闲话，而是旧案翻动时的一记重话。 毛主席讲，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贺龙毕竟是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是一面旗帜。人已经去世四年，这时再说“搞错了”，等于把当年那一连串帽子、材料、专案都推回去重看。 越看越明白，那不是单纯误判，里头有人下了狠手。 贺龙是从苦日子和战场里闯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后来竟被安上历史叛变、现行政变的罪名，怎么听都不顺。 可那几年，荒唐事偏偏能越闹越真。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称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军夺权。 四月十八日，黄永胜又放狠话，把贺龙骂成“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 四月二十二日，江、康继续加码，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连“什刹海架炮，炮口对准中南海”这种邪乎话都扔出来了。 话越离谱，杀气越重，因为他们是真要照这个路子办下去。 专案组早就架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上报材料时，办案人员二十四名，审查对象和有关案犯共二十三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十九名。 网撒得很大，摆明不是查一件事，是要围着贺龙织出一张大网。 谁同他共过事，谁在他手下干过，谁同他近一些，都可能被拖进去。许光达就是这样被拖进去的，而且拖得最惨。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已经咳血、吐血，专案人员还是不松手。从十一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里审讯七十九次，第二次住院时已生命垂危，死前三天还在请罪。 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点三十分，许光达含恨而去。 人不是病垮的，是被一层一层磨垮的。 真正让人发冷的，是象鼻子沟那段日子。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对象改成专案审查对象，生活立刻变了样。 饭菜差得离谱，清水煮萝卜、白菜，豆角老得咬不动，米饭里还掺着砂子，连一饭盒都装不满。 薛明怕他吃不饱，只能从自己嘴里省，有时还去院里挖野菜，洗净了拌点盐，勉强充饥。 被褥也被搬走，只能睡硬板床，拿胳膊当枕头。 贺龙身体本就不好，这么一熬，更是一日不如一日，连上厕所都费劲。他对薛明说得很透，他们这是要把人拖死，杀人不见血。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专案组又提出把贺龙现存药品全部收回，黄永胜批了“同意”。原来还算上心的医生被调走，换来经过层层政审才挑中的人。专案组交代得也露骨，医疗问题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即可。 听着轻，实则毒。 药被管起来，后来连暖气也停了。 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北京最冷的时候，屋里冷得像冰窖。六月八日，贺龙病情猛地冲上来了。早饭后连吐不止，上腹疼得厉害。薛明怀疑是糖尿病酸中毒，赶紧去叫医生。 一直拖到中午，人才慢吞吞过来，只打一针止吐针，还扔下一句“死不了”。 下午血压往下掉，疼得更重，薛明又去找人。又过了四个小时，才从二六七医院来了两个医生。 这中间，整整拖了十三个小时。更要命的是，这两人不听劝，也不看贺龙是糖尿病患者，张口就说是肠胃炎，直接输葡萄糖。 薛明急得直冒火，说应该用胰岛素，对方反倒怀疑贺龙服毒自杀。六月九日零点零五分，化验结果回来，所谓服毒站不住脚。 零点四十分，才同意请示送三零一医院。 八点二十五分，贺龙被送到三零一，还被化名成“王玉”。进院后没有立刻治疗，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检查，十点五十五分血压已经降到七十比四十。 十一点三十分，主治医生提出请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却不准，硬往后压。 拖到下午一点三十分，会诊才开始。 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十五时零九分，贺龙停止了呼吸。人走以后，薛明被叫到医院，不是立刻去见人，而是先被带进一间屋子。 那帮人冷着脸告诉她，贺龙已经死了。遗体放在病床上，蒙着白布，不准靠前，不准放声哭。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骨灰盒上写的也不是贺龙，而是“王玉”。 最后落在纸上的，是“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一九七三年毛主席那句“贺龙的问题搞错了”，才格外扎心。因为这句话来得太迟了。 迟到象鼻子沟的寒夜已经过去，迟到六月八日那瓶不该输的葡萄糖已经进了血管，迟到六月九日下午三点零九分，那口气已经断了。后头案子可以翻，名字可以正，可人终究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