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1951年计划花2万元建围墙，宋任穷却坚持相信警卫连的职责，这其中有哪些真实考量？ 1951年夏天的昆明郊外，弥勒寺一带依旧是田畴四望，省委机关就扎根在这片开阔地里，四周仅靠几排稀疏的竹篱笆勉强圈出个界限。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滇西、滇南的残匪还没彻底肃清，零星股匪时不时下山骚扰，省委大院的安全自然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件大事。机关总务部门盘算来盘算去，觉得修一道结实的砖围墙最稳妥，于是向省财委申请了两万元经费。预算报上来后，很快就批了。 宋任穷得知此事，却立刻把负责基建的同志叫到跟前。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商量的分量：“这钱不能花。要相信警卫连。” 在场的人略微一怔。两万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可宋任穷接下来的话让人没法再争辩。他讲起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那几年，武当山根据地四面受敌，鬼子、伪军、顽军轮番围剿，山上照样没修过一寸围墙。战士们白天站岗放哨，晚上轮流巡逻，硬是把根据地守得滴水不漏。“铜墙铁壁是人铸的，不是砖砌的。”他最后补了一句。 话音刚落，他就让财务科把申请退了回去。那两万元很快重新划拨给了更急需的地方——购置剿匪部队的弹药和给刚解放区运粮的骡马队添置草料。 其实早在1950年2月，宋任穷刚到云南时，局面比这还要凶险得多。国民党残部六万余人龟缩滇中滇西，卢汉虽已起义，可特务土匪四处破坏，社会秩序极不稳定。陈赓兵团与宋任穷率领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安龙会师后，迅速组建中共云南省委，宋任穷出任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财经工作最棘手。国民党撤退时把能搬的都搬空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宋任穷亲自抓生产动员，多次召集干部和群众开会，反复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要求机关带头节约，反对任何铺张浪费。有一次他病倒了，两天几乎没进食，秘书长孙康心疼，托总务科的张汝兴买了听克宁奶粉和几斤黄桔送去。宋任穷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钱从哪儿出的。得知是公款后，他当即让秘书折算成现金，如数退回总务科。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1951年秋，省政府统一给地方干部做元青粗呢中山装，按级别人人有份。总务科派人去请宋任穷量尺寸，他摆摆手：“我是昆明军区政委，军装已经发了，不能再享受地方待遇。”一套衣服就这么让了出去。 对家里人也一样严。有一回下雨，夫人钟月林挺着肚子要步行回家，路又滑又远。孙康看不过眼，悄悄安排了小车送她。晚上宋任穷一查车的使用记录，当场把驾驶员叫来批评：“车是公家配给书记办公用的，家属私事不能沾。”钟月林后来也再没坐过那辆车。 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恰恰映照出宋任穷一贯的作风。他常说，干部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机关过得紧，群众才信得过干部。在云南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除了抓剿匪、抓政权接管、抓少数民族工作，还直接参与援越抗法后勤保障的筹划，每一项都耗费极大心血。 值得一提的是，宋任穷对自己名字的来历也常拿来教育身边人。他说湖南老家穷得叮当响，可长辈偏不愿承认，总给孩子取些“任荣”“任富”“任贵”的名字，图个口彩。他偏不信这个邪，干脆给自己起了“任穷”二字——穷就穷，认了穷才能去改变穷。 1951年那道没修成的围墙，最终也没让土匪钻了空子。警卫连的战士们日夜站岗，机关照常运转。两年后，云南的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日渐安定，那些当年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在更关键的地方派上了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