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弥留之际嘱托后人，要将她的两件珍贵遗物交给潘赞化的子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977年7月，巴黎郊外一间狭小的画室里，82岁的潘玉良躺在病榻上，呼吸已经十分微弱。 她把身边仅剩的几位中国朋友叫到跟前，声音虽虚，却异常清晰：“兄弟，我有两件东西，必须带回祖国，交给潘赞化的子孙。”说完，她从枕边摸出一只老旧怀表，又缓缓摘下脖子上那条细链，链坠里嵌着一张泛黄的合影——她和潘赞化年轻时的模样。 怀表是潘赞化当年送她的定情之物，项链则是她亲手做的，里面那张照片摄于1930年她第一次回国办画展之后。潘玉良望着它们，眼神里没有太多悲伤，只有一种终于可以托付的释然。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有那幅自画像，也一起带回去。这样，我就算是回家了。” 这一幕，成了她生命里最后的仪式。几天后，潘玉良安静离世，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异乡漂泊。 回溯她与潘赞化的相遇，一切开始得那样偶然又必然。1913年前后，芜湖怡春院里来了位气度不凡的客人——安徽桐城才子潘赞化。那年他38岁，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又投身辛亥革命，此刻在芜湖海关任职。 那天商会设宴为他接风，特意请了院里最出色的艺妓潘玉良登台献艺。她那时不过十八九岁，唱了一曲《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声调哀而不伤，满堂宾客竟一时寂静。潘赞化听罢，问她这词出自何人。她低头答：“南宋营妓严蕊，和我一样命苦。”潘赞化微微点头：“小女子倒还有几分见识。” 一曲唱罢，有人想把她送给潘赞化，他却摆手拒绝，只说：“明日让她陪我逛逛芜湖罢了。”谁知这句随意的话，竟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 次日见面，潘玉良本以为又是一场交易，却发现这位潘大人与那些纨绔截然不同。他带她走过烟雨中的赭山，讲起当地掌故、风物人情，像个耐心先生。她从未被人这样平等相待，心底那点从未有过的暖意悄然滋生。散场时，她鼓足勇气恳求：“大人，求您留下我吧。”潘赞化沉默良久，最终应允，却始终守着分寸，没有逾矩。 1913年冬，在陈独秀见证下，潘玉良正式成为潘赞化侧室。她在自己画的第一幅荷花上署了“潘”字，从此改名潘玉良。她说：“没你就没有我，我该姓潘。”这句话既是感恩，也是她对新身份的郑重承诺。 婚后，潘赞化举家迁往上海。他为她请塾师补习文化，又支持她接触新式教育。1916年的一天，她路过邻居洪野教授家，看见对方在画油画，顿时驻足忘返。洪野见她临摹，竟当场赞叹：“你有天分！”从此免费收她为徒。 潘玉良的绘画之路就此打开。1918年她考入上海美专，却因出身遭拒。幸得洪野据理力争，刘海粟校长一笔将她名字补上榜首。从此她正式踏进西洋美术殿堂。那年代，课堂上画人体模特，她起初也羞赧难当。后来索性关起门，对镜写生自己，才渐渐找到感觉。那幅成名作《裸女》，既惊艳同侪，也奠定了她大胆直接的画风。 1921年，她远赴法国，先入里昂中法大学，1923年转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又考入罗马国立美术学院。在欧洲九年，她师从印象派大师，雕塑、油画双线并进。期间潘赞化经济一度拮据，她甚至在课堂上饿晕过去，靠同学接济才撑下来。好在1928年她的作品在欧亚现代画展获三等奖，奖金解了燃眉之急。 1930年她第一次回国，在上海连办五次个展，声名鹊起。可好景不长。1936年第五次画展上，她一幅《人力壮士》被人恶意题字羞辱，旧日出身再度成为攻击的把柄。家中，原配夫人借机发难，言语刻薄。潘玉良站在门外，听见那些话，心如刀绞。她不愿丈夫两头为难，含泪登上邮轮，再次远走巴黎。这一别，竟成永诀。 潘赞化1940年返乡，1947年迁安庆。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病逝，享年75岁。潘玉良远在异国，音讯渐断。直到1977年，有人告诉她刘海粟重回南京艺术学院，她才知道国内渐渐安定。可那时，她已病入膏肓。 她一生画作无数，油画融合中西，既有东方意蕴，又具印象派光色，雕塑也极富力量感。巴黎中国艺术学会曾选她做会长，多个国家购藏她的作品。可她始终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最后那两件遗物，一块怀表，一条项链，外加一幅自画像，带着她全部的牵挂，辗转回到潘家后人手中。那一刻，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