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一次开会，大家都早早的来到会议室，毛主席随后就到了，主席看大家比较严肃，

毛主席有一次开会，大家都早早的来到会议室，毛主席随后就到了，主席看大家比较严肃，就打趣的说:你们来的比我早点，我还没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吃点了！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气氛瞬间活跃起来。很快一个服务员给主席端上来一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辣椒。如此简朴，参会者无不感动。那天开会，人到得早，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翻纸声。毛主席推门进来，看见一屋子板着脸，笑着说：“你们来的比我还早，我早饭还没吃呢，要是不嫌弃，我就在这儿对付一口。”一句话把场子带活了。毛主席低头吃得很踏实，蘸着辣椒，把馒头掰开泡粥，边听汇报边慢慢嚼。熟悉情况的人清楚，这不是一时兴起。三年困难时期，他同身边人商量，立下“三不”的规矩：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有人悄悄劝他别太苛刻，他说，全国不少地方遭灾，老百姓勒着裤腰带，还欠着外债，能省一点是一点。一九六零年情况最紧，他整整七个月没沾过一点肉星子，腿脚浮肿，脚背、小腿按下去一个坑，要好久才弹回来。周总理看在眼里，一遍遍劝他“吃口肉吧”，他摇头，只回一句：“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一块儿扛过去。” 吃得这样省，穿上也是一样的脾气。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他要去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觉得应当穿得体面些。卫士长李银桥把柜子翻遍，发现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外衣，只好挑一件补得相对平整的让他穿上。后来见沈钧儒、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他身上还是同一类旧衣，布面被针线一块块接起来，比起“领袖派头”，更像一个从战场回来的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风里带着硬劲。毛主席连夜批完文件，到院子里走走，冷风一扑，人忍不住打寒战。卫士李家骥提醒该加条毛裤，回屋一找，翻出来的那条，从长征时就跟着他转战南北，补丁叠着补丁，又厚又重，还不太保暖。李家骥劝他换条新的，说让管理科领一条谁也说不出话。毛主席点着烟想了想，说毛裤穿在里面，不用好看，现在国家日子紧，很多群众吃不上穿不上，“连我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还是再缝缝补补，别花钱买新的。这条毛裤，就这么一直穿到一九五六年冬天，实在补不动了，才退下阵。脚下那双鞋，也陪他走了很久。韶山纪念馆里陈列的那双旧皮拖鞋，是他一九四九年冬第一次去莫斯科时穿上的。那趟出访要在车上颠簸十来天，工作人员给他准备了拖鞋，好在车厢里活动。他觉得好穿，回国后就带在身边，在家、出差都爱套上这一双，日子久了，鞋面脱皮褪色，看上去又旧又薄，他照样当宝贝用。围着这双拖鞋，发生过好几回小插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去杭州视察，住在浙江省委招待所，服务员嫌拖鞋太破，私自换成新的，还打算把旧的留下纪念，被工作人员赶紧制止。后来到武汉，鞋面因为太旧突然裂开，工作人员抱着鞋去找修鞋铺，师傅看了一眼，直摇头：“这样还修啥。”大家只好自己找来擦车用的麂皮，凑合补上。再去湖南视察，他住在长沙蓉园宾馆，执勤哨兵在走廊见到这双烂拖鞋，以为是谁丢的垃圾，顺手扔了。毛主席回屋找鞋，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人员一路追问，最后跑到垃圾堆里翻了半天才捡回来，哨兵不停解释，说哪想到这样破的拖鞋是主席穿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回韶山住滴水洞，拖鞋又被当垃圾扔了一回，工作人员只好再找回来。后来鞋子再坏，韶山找不着修鞋师傅，只能送到长沙，那里的师傅看得直喊“破成这样了还修”，磨半天才勉强下针。再往后，工作人员干脆不往外送，自己一块布、一块皮往上拼，补丁一层压一层。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双拖鞋实在撑不住了，他才同意和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分开。对大件、小件，他用的是同一把尺子。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爱国华侨捐来两辆小轿车，大家商量着先给毛主席配车，觉得理所应当。毛主席只提两点：打仗要优先，年纪大的同志要照顾。最后一辆车分给主管军事的朱总司令，另一辆车由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几位老同志轮流用。后来有一回从枣园开会回来，马受惊，他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朱总司令和“五老”都提出把车让给他，车子开到面前，他把人劝回去，说自己还能骑马，他们更需要车。最不起眼的小东西，他也舍不得浪费。毛主席喜欢抽烟，却一直不用打火机，总爱掏出一盒火柴，在磷皮两头往中间划。等一盒火柴棍用完，中间那截磷皮往往还好好的，他就让工作人员从北京火柴厂买散装火柴棍，往旧盒子里继续装。一个火柴盒，在他手里一遍又一遍用到不能再用才扔。他说过一句话：“没有条件时不讲究，这一条很容易做到；有条件时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会场里那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辣椒，想起这些，再端起来，味道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