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一名志愿军战士，为娶一位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放弃我国国籍。然而晚年时，他却数次申请，想恢复国籍。 这事儿得从1958年冬天说起。朝鲜，石岭村，天冷得能把人骨头冻透。村口停着几辆要回国的军车，车上都是咱志愿军的战士。有个叫王兴复的兵，就站在车边上，一步都没动。车上是祖国，是前程；可他身后，有个朝鲜姑娘叫吴玉实，正哭得跟泪人儿似的。 王兴复，辽宁海城人，当年也就二十出头。他在第四兵站干活，修路、运物资，啥都干。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兵，做了一个当时没人敢想的决定：他为了娶这个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甚至放弃了咱们的国籍。 部队的身份、家里的户口、国家给的荣誉，甚至跟亲人的联系，全都一笔勾销。 故事得从1953年停战后说起。大部队陆续回国了，王兴复他们这些后勤兵留下来，帮着朝鲜老百姓搞战后重建。他被分到平安南道一个叫石岭村的地方。 那村子，基本上被炸平了，到处是断壁残垣。他就是在这一片废墟里，认识了17岁的吴玉实。这姑娘命苦，爹没了，两个哥哥死在了战场上，就剩她跟老娘相依为命。家里那泥坯房，墙上全是窟窿，风都能直接灌进去。 王兴复第一次注意到她，是看她跟男人一样在工地上搬石头，瘦得跟纸片儿似的，手上全是茧子。他心里不是滋味儿，觉得这姑娘太不容易了。 从那以后，他就老往吴玉实家跑。说是“跑”，其实就是送点东西。今天送俩部队发的馒头，明天看她家屋顶漏了，就扛着工具去修。他把自己那双还算结实的旧胶鞋，悄悄放在了吴玉实家门口。 俩人语言不通，咋交流？就靠比划，靠在地上画。王兴复教吴玉实写汉字，吴玉实就教他几句简单的朝鲜话。感情这东西，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话，你帮我挑满一缸水，我给你送一碟自己腌的辣白菜，心里就都明白了。 那个年代的爱情，简单得就像山里的泉水，干净，纯粹，没掺任何杂质。 可部队有铁的纪律：严禁跟朝鲜当地妇女通婚。这事儿要是被发现了，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战友们都看在眼里，替他捏把汗，劝他别犯傻。 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也要撤了。命令下来，王兴复彻底懵了。回国，这辈子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吴玉实了；留下，就得放弃自己作为中国军人的一切。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交了那份“就地复员”的申请书。领导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你回国前途一片光明，有机会提干，何必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 他没说话，但态度很坚决。吴玉实的母亲，也给中朝双方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就一句话，大意是：“我女儿这辈子就认定这个中国军人了。” 这事儿在当时是特例，层层上报，最后竟然真的批准了。王兴复脱下军装，放弃中国国籍，成了一名朝鲜的普通居民。 1959年，俩人结婚了。婚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没仪式，没酒席，就是请了几个偷偷跑来的老战友，吃了顿便饭。 婚后，王兴复在当地的华侨小学当过校长，后来学校关了，又去了牧场养牛。日子过得清苦，但他从没抱怨过一句。他和吴玉实生了七个孩子，从大儿子到小女儿，他坚持给每个孩子都取了中文名，户口本上，“国籍”那一栏写着朝鲜，可他心里，那块地方永远刻着“中国”俩字。 留在朝鲜的日子越久，王兴复心里那份对家的思念就越重。他想念辽宁海城的老母亲，想念家乡的黑土地。从1970年开始，他写了第一封申请书，希望能回国探亲。 信写得很朴实：“母亲年事已高，盼儿归。” 可申请交上去，得到的回复总是那几句话：“手续不全，身份特殊，暂不批准。”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写，一年一封，整整写了十年。每一次寄出信，他就一个人跑到村口的大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不说苦，但吴玉实全看在眼里。 这个善良的朝鲜女人，为了能更懂丈夫心里的痛，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中文。她说：“你要是想家了，就跟我说说。你要是回去了，我跟孩子们也跟你一起走。” 转机出现在1981年。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很多政策都松动了。王兴复递交了他的第11封回国申请。这一次，红色的印章终于盖在了“批准”那一栏。 拿到批文的那天，这个快五十岁的汉子，手抖得像筛糠。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登上了开往中国的火车。当列车跨过鸭绿江，看到“丹东”两个字时，王兴复“扑通”一声在车厢里跪下了，脸贴着冰冷的地板，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这二十多年的等待和煎熬，在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都值了。 海城市政府对这位特殊的老兵非常照顾，给他们全家安排了住房，王兴复被分到当地一家变压器厂当了工人。他干活特别卖力，总说：“能在自己的国家出点力，心里才踏实。” 吴玉实和孩子们也慢慢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这位朝鲜嫂子学得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学会了包饺子，还爱上了看春晚。她说，丈夫在哪，家就在哪，中国就是她的第二个故乡。 晚年的王兴复，话变得很少，但他每年清明，雷打不动地要去烈士陵园。他就在志愿军纪念碑前那么站着，一站就是一整天，用布满老茧的手一遍遍地抚摸着碑上那些战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