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1937年。陈独秀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抗日战争爆发，天下大乱。这时候的他，身份挺尴尬。共产党回不去了，托派那边也闹掰了。按理说，他这么个大名人，想找个饭碗，太容易了。 这时候，蒋介石就派人找上门了。国民党的大员朱家骅亲自出马，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给你10万大洋经费，再给你5个“国民参政会”的名额，你组织个“新共党”，跟延安对着干。这买卖，搁一般人身上，估计早就乐开花了。有钱有势，还能接着搞政治，何乐不为？ 陈独秀怎么回的？俩字：冷笑。后来，蒋介石不死心，又说，来吧，劳动部部长的位子给你留着。陈独秀直接就怼回去了：“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 他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命还重。 这不是清高，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认知：我的名字，是我一生理想和奋斗的象征，它不是商品，不能待价而沽。 这事儿还没完。后来陈独秀躲到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山村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军统头子戴笠和胡宗南，还奉老蒋的命，偷偷摸摸地跑去拜访他。这俩人一肚子坏水，带了一堆剪报，上面都是别人骂延安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文章，想刺激他，让他也骂，好拿去做反共宣传的炮弹。 陈独秀啥反应？他扫了一眼剪报，淡淡地说：“我来四川是逃难的，不参与政治。今天咱们的谈话，绝不能见报，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你看，送上门的钱，他不要；递过来的枪，他不用。胡宗南和戴笠想拿他的名字当武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就是陈独秀，他宁可在物质上穷困潦倒，也绝不在精神上让人把自己当枪使。 临终前那句“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其实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已经反反复复实践了无数遍。 如果说拒绝国民党是政治操守，那下面这事儿，更能看出他的文人风骨。 晚年的陈独秀，啥都没了，就剩下一件事可做：搞学问。他耗尽心血，写了一本叫《小学识字课本》的书。你可别误会，这“小学”不是给小学生看的，它是中国古代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非常高深。 书稿写好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觉得挺好，准备出版，还提前预支了两万块钱稿费。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两万块，那可是能救命的巨款。 但陈立夫提了个要求：书名叫“小学”，容易让人误会，能不能改个名？ 就这么个小小的要求，陈独秀直接炸了。他回信说：一个字也不能改！ “小学”就是“小学”，这是学术的严谨性，不能因为怕别人误会就瞎改。 陈立夫那边也犟，就是不松口。最后结果怎么样？陈独秀硬是把那两万块稿费，一分没动，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当时他过的是什么日子？跟妻子潘兰珍在乡下种土豆糊口，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朋友去看他，看见他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墙角就剩几颗干瘪的土豆。连冬天御寒的皮袄，都被潘兰珍偷偷拿去当了。 在这样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为了书名的两个字，他把救命钱给退了。这股劲儿，你说他是傻还是倔？说白了，在他的世界里，知识的尊严、学术的真理，比天大，比命重。 这和“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是同一个道理，他的学问，他的名字，都是他自己，不能打折，不能玷污。 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朋友接济，尤其是“北大同学会”每个月会资助他300块。但他收钱，有两条铁律。 第一，国民党高官的钱，不要。 罗家伦、傅斯年，都是他的学生，来看他时想给点钱，他坚决不收，还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施舍。”话说得很难听，但这是他的底线。 第二，叛徒的钱，不要。 以前的同志，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的，比如张国焘、任卓宣，托人送钱来，他一概原封退回，还捎话给张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他跟朋友说：“这些人的钱是不能收的。我宁愿饿死！收了他们的钱，是非多。” 这就是他的“自立”。他所谓的“自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朋友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心怀感激地收下。但他坚决不吃“嗟来之食”，不拿任何带有政治附加条件、或者他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人的钱。他的“自立”，首先是人格上的独立。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重。据说是因为吃了发霉的胡豆花中毒，又在招待朋友时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一下就垮了。 临终前，他把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托付给学生，交代后事。除了那句遗嘱，他还把自己仅有的几个古董瓷碗留给了妻子。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的遗产，就是几只碗和一身的硬骨头。 他去世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还是当地敬重他的乡绅邓蟾秋，把自己准备了多年的楠木寿材让了出来，又捐出一块地，才让他得以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