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有个队长的老婆，四十多岁了，风韵犹存，是个老美女，生了病，队长让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晚上给老婆挂药水，自己去大队部开会。 队长张大河临出门前，特意往李建国的药箱里塞了两个煮鸡蛋，糙着嗓子说：“建国，你嫂子烧了两天了，今晚就劳烦你多照看。”李建国捏着温热的鸡蛋，点头应下，背着那个印着红十字的木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往队长家走。那时村里没路灯，只有月亮偶尔从云缝里探出头，照得田埂上的野草泛着白霜。 队长家是土坯房，推门进去就闻见淡淡的草药味。王秀兰躺在里屋的土炕上，盖着厚厚的碎花棉被，脸颊烧得通红，见李建国进来，勉强撑起身子想坐起来。“嫂子别动，躺着就好。”李建国放下药箱，先摸了摸她的额头，又掏出玻璃体温计夹在她腋下，“前儿个不是还见你在晒谷场翻麦子吗？咋突然病了？” 王秀兰声音哑得厉害：“许是那天淋了点雨，起初以为扛扛就过去，没想到越烧越重。”说话间，体温计拿出来一看，快三十八度五了。李建国打开药箱，里面的家当一目了然：听诊器、镊子、几个玻璃针管，还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些常用药，都是用小纸包包着的。他捏着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了才凑到王秀兰胸口，仔细听了半晌，又号了号脉，“问题不大，急性感冒引发的炎症，挂点青霉素就好。” 那时没现成的输液器，针管还是反复用的玻璃制品。李建国从药箱里拿出搪瓷缸，倒上开水把针头放进去煮，“得消消毒，嫂子忍忍，待会儿可能有点疼。”王秀兰笑着点头，目光落在他沾着泥点的裤脚上——刚从邻村出诊赶回来，还没来得及擦。 配药时李建国犯了难，生理盐水剩得不多了。正琢磨着要不要回卫生室取，院门外传来脚步声，是隔壁的张大妈端着碗热粥进来：“秀兰妹子没吃饭吧？我熬了点小米粥，你趁热喝点。”见李建国皱眉，又说：“是不是缺啥？我家小子前儿个发烧剩下半瓶盐水，要不你看看能用不？” 那盐水还真能用。李建国先给王秀兰做了青霉素皮试，等了一刻钟确认没事，才小心翼翼地扎针输液。药瓶挂在炕头的木架上，药液顺着胶管慢慢往下滴，李建国没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炕边，时不时摸一下王秀兰的额头，问她有没有不舒服。 “建国，你这手艺比公社医院的大夫还细致。”王秀兰轻声说。李建国挠挠头笑了，“跟着我爹学了几年，又去公社培训过，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前阵子西头的刘大爷得疟疾，拉得虚脱，我守着他熬药喂药三天，不也治好了。”这话没吹牛，村里谁都知道，李建国的药箱里装着乡亲们的指望，不管刮风下雨，喊一声准到。 快到半夜时，张大河开完会回来了，一进门就问：“你嫂子咋样了？”王秀兰已经退了烧，精神好了不少，“多亏建国，现在舒服多了。”李建国正收拾药箱，抬头说：“烧退了，明天再挂一次巩固下就行，记得让嫂子多喝热水。” 张大河要留他吃饭，李建国摆手谢绝，背上药箱就要走。出门时，张大河往他兜里塞了把瓜子，“给你家娃带的。”李建国没推辞，踩着月光往家走，药箱上的红十字在月光下闪着微光，就像他那颗透亮的心。 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是大夫，下地干活是农民，凭着几根针、几包药，守护着全村人的健康。他们没有高薪，只拿工分，却把“治病救人”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成了乡村最温暖的记忆。 本文为原创内容，灵感源自七十年代乡村生活记忆及赤脚医生事迹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