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评价，几十年间发生过根本性的翻转和撕裂，这中间有政治博弈的因素，有个人恩怨，还有张学良可能一生也未曾解开的历史心结。 1956年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反省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表述极为谨慎，他把杨虎城放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上：“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这种近乎“认罪”的低姿态，显然是在高压软禁环境下为了自保而作出的妥协，他将这场惊天事变的主要责任全数揽在自己头上，实际上是被迫向蒋家王朝表忠心。 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环境的宽松和个人阅历的沉淀，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在对着张之丙、张之宇姐妹的录音设备时，突然发出了与前几十年截然不同的定论。 他不再承认自己是唯一的主角，反而斩钉截铁地宣称：“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 不仅在口述中如此，在面对日本NHK等媒体记者时，他也毫不避讳地说：“西安事变可以说是杨虎城的主张，名义上算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他不仅点明了主导权，还多次强调兵谏的具体构思出自杨虎城。 这批口述史料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当张学良在洛阳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执并深感“有如凉水浇头”的绝望后，正是杨虎城向他明确提出了“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武装扣蒋战略。 张学良晚年回忆自己听到此计时的第一反应用了“愕然”一词，这印证了他在武力扣押蒋介石这一核心事件的谋划中，确实是被杨虎城推着走的。 但是在事变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又是撕裂的。 他们之间，最致命的争执发生在1936年12月24日晚上，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战协议但拒绝签字，张学良主张放人，杨虎城则坚决反对。 杨虎城当时痛斥张学良：“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面对杨虎城的指责，张学良反唇相讥：“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也正是这一段关于“送死我一人去”的愤怒对白，成了张学良悔恨交加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具有历史意味，张学良后来虽然承认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但他对杨虎城的个人评价其实一直不高。 1991年刚刚结束软禁生活后接受采访，被问及对杨虎城的看法，张学良说：“对杨虎城这个人，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很时髦，但很多深刻的情形他不明白。他人是一个好人，想让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很愿意这样……” 谈及杨虎城的政治掌控力，张学良曾直言：“杨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的厉害，早就被共产党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还有浸透的一个师，那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的太太是共产党。” 在私人生活方面，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评价，同样充满轻视的意味。他在口述中曾略带自豪地划清界限，提到杨虎城在西安时家里妻妾众多，私生活“乱七八糟”，并暗示这种充满复杂裙带关系的家庭结构，是导致杨虎城身边漏洞多、容易被渗透的原因。 因为对杨虎城的根本能力，是轻视否定的，张学良心底对杨虎城始终充满了怨气。 他曾将两人比作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自己虽然是董事长，但杨虎城这个掌握实权的总经理却不懂得如何运营。他抱怨说：“杨虎城他（手底下）的队伍，他自己也指挥不了。我那时候看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就凉了半截。” 他还曾对访谈者私下抱怨，称自己“后悔搭了杨虎城这个伙计”。在解释原因时，他认定杨虎城不仅指挥不动东北军，连自己嫡系的十七路军也镇不住。 在张学良的逻辑里，他之所以敢陪蒋介石回南京，是把后路交给了以杨虎城为首的几十万东北军和西北军，只要军队不乱，老蒋就不敢拿他怎样。结果他刚被软禁，东北军便在救张问题上内乱不休，杨虎城根本无法驾驭局面，导致军队迅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 在这个逻辑里，张学良其实有这样的心态，他之所以被蒋介石囚禁半辈子，根本原因是杨虎城没用。 正因为如此，晚年面对杨虎城后人，张学良的态度异常复杂且微妙。据记载，1999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曾两度赴夏威夷拜访这位祖父当年的盟友，试图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但张学良的表现却是极度回避，第一面仅仅礼节性地表示“好，好，谢谢”；第二面在海边散步时，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海面，对当年的旧事不吐一字，最终甚至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冷淡与排斥，拒绝谈论杨虎城。 关于杨虎城之死，张学良在生命最后几年所流露出是一种深刻但并不纯粹的愧疚。 他说：“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 在他的逻辑里，像杨虎城这样缺乏政治城府的草莽英雄，构不成对权力的根本挑战，蒋介石杀他，既多余又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