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那件羊毛衫上沾的不是被害人的血，而是他自己的，李化伟的一生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可命运偏偏就跟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他抱起倒在血泊中的妻子，衣领蹭上了她的血迹，这个本能的、带着体温的动作，最终成了他被认定为凶手的“铁证”。 更荒诞的是，这件证据从一开始的“擦拭血迹”，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喷溅血迹”——两个字的改动，改写了一个人的一生。 1986年10月29日下午四点左右，辽宁营口县水泥厂工人李化伟下班回家，推开门看到的景象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他结婚才七个月的妻子邢伟浑身是血，斜躺在炕沿边的地板上，屋里一片狼藉。 邢伟那年二十一岁，在县食品公司当售货员，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李化伟本能地俯身抱起妻子，喊她的名字，但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疯了一样跑回父母家，把这个噩耗告诉了母亲杨素芝，父亲李明齐赶到现场后一边找人保护现场，一边向公安局报了案。 警方的现场勘查并不算马虎。 法医鉴定邢伟死于钝器击打头部、掐压颈部造成窒息，最后被菜刀切割颈腹失血而亡，死亡时间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侦查人员在菜刀把上、录音机磁带盒上、碗柜把手上提取到了同一人的三枚指纹，还在炕上床单上发现了四十一到四十二码的北京牌布鞋足迹。 最关键的是，有证人证实案发时李化伟正在跟车拉苹果，现场的指纹和足迹也都不是他的。 公安局在他家排查了将近五十天，讯问了一百多个怀疑对象，最后对他父母说了一句话：“不是你儿子杀的。” 但案子迟迟破不了，专案组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在那个“命案必破”的年代，没有结果的排查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一切都变了。 1986年12月19日，案发五十二天后，公安局来人带走了李化伟，同时拿走了他那件沾了血迹的羊毛衫。 很快，原来的“擦拭血迹”被重新鉴定为“喷溅血迹”。 辩护律师后来翻看卷宗时发现，原来的鉴定结论被人用刀片刮掉了，写上了新的内容，痕迹甚至清晰到“写有那个字的纸都薄一些”。五十多天的前期侦查材料也统统消失不见，案卷里只剩下现场勘验材料，之前的排查记录、怀疑对象、调查过程，全都没有了。 接下来的故事几乎是中国冤案的标准剧本。 李化伟被抓三天后“供认”了杀妻经过。他的母亲杨素芝也被传唤到公安局，办案人员对她说：你儿子都交代了，说他告诉你杀人了，你趁早说吧，你不可怜你家？ 后来李化伟的母亲哭着对记者说：儿子根本没跟我说他杀了人，我也不能说呀，后来逼得我没办法……就这样，专案组拿到了母亲“证明”儿子亲口承认杀妻的口供。 1987年4月，营口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李化伟提起公诉，起诉书里的作案情节写得像亲眼看见的一样：从争吵动机到作案手法，从掐颈到用刀切割颈腹，连“拿红呢子上衣遮挡身体怕溅上血迹”这种细节都有。 虽说此案后来在公检法之间反复折腾了两年多，但最终营口市中级法院还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化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宣判时李化伟在法庭上大喊：“我冤枉啊！爸，你一定要为我伸冤！” 1990年1月，辽宁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冤案之所以难翻，不仅因为判决本身，更因为整个系统一旦运转起来，每个环节都会倾向于维护前一个环节的结论。 让人倍感沉重，或者说异常讽刺的是，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李化伟大概率会把牢底坐穿。 2000年7月，大石桥市公安局逮捕了一个名叫江海的犯罪嫌疑人，此人在审讯中出人意料地交代——自己才是十四年前杀害邢伟的真凶。 案发那年江海十七岁，是大石桥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就住在李化伟家斜对门。那天中午他喝了酒，看了黄色录像，跑到邢伟家里欲行不轨，邢伟反抗，他就去厨房拿了菜刀，先掐后杀。 这个交代与十四年前的现场指纹、足迹完全吻合。得知这个消息时，李化伟还在监狱里，据说他发了疯一样喊妻子的名字，一直喊到嗓子嘶哑。 经历漫长的两年时间的复查以及取保候审，2002年6月25日，李化伟终于迎来法院正式宣判他无罪的那一天，之后他申请国家赔偿，共获得三十六万元赔偿款。 李化伟出狱后说过一句话：“我和佘祥林算幸运的，因为没有被枪毙，没有成冤死鬼。” 出狱后，他被安排进环卫部门做正式工人，每月七八百块工资，有关部门的承诺是：不下岗，不买断，正常工作到退休。 这个案子，有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辩护律师马常胜曾经追问法院为什么不直接判死刑，主管副院长说了句实在话：“李化伟不能杀，这个案子还有跷脚的地方。” 他们知道有疑点，但还是判了。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收不住手”的惯性，才是所有冤案最深处的病灶。 一个案子办错了，改了就是。 但十四年呢？ 一个人从二十多岁关到四十多岁，妻子没了，孩子也没了，出来之后能做什么？ 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孙文龙办完这个案子后入了党，退休了，日子照过。 李化伟在狱中自学拿到了法律大专文凭，出狱后扫大街。 他为什么学法律？ 也许是因为十四年里，他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法律，到底保护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