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说过一句台词：“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来，青藏高原就能变成鱼米之乡。” 多数观众以为这只是个黑色幽默的段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台词的原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个真的把“炸开喜马拉雅山”当成正经事来论证、请过几十位专家开会讨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这个人就是牟其中。 那些年，牟其中提出过的“荒诞”设想，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够得上天方夜谭。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让西北变江南；他要造一颗运算速度一百亿次的芯片，被专家直说“完全不可能”；他要跟美国休斯公司合作发射卫星，号称打造中国的星链，这比今天的马斯克早了整整二十多年；他扬言要在陕北投五十个亿，要在满洲里再造一个“北方香港”，要花五年时间把重庆火锅做到年销售额一百亿；他还盘算过买一艘俄罗斯航空母舰。 这些设想在当时听来，每一个都像痴人说梦，但牟其中不这么想，他有一句口头禅：“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 你可以说他是疯子，但他真的办成过一件让整个中国商界瞠目结舌的事。 1989年，牟其中在火车上听人闲聊，得知苏联准备卖掉一批图波列夫图-154型客机，却找不到买主。 他立刻嗅到了机会——苏联轻工业品极度匮乏，而中国正为大量积压的罐头、服装、暖水瓶发愁。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异想天开的方案：用中国的轻工业品去换苏联的飞机。 为此，他做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先以南德集团名义跟俄方签换货备忘书，再拉上四川航空公司做进口批文的申报主体，找一家有外贸权的北京公司签出口合同。 飞机飞得快，第一架飞机一天就能到成都；中国的轻工产品走铁路慢，要滞后一周。牟其中就把先到的飞机抵押给银行换贷款，拿贷款付给工厂，工厂发货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给俄方，俄方再发来下一架飞机。 就这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环扣一环，四架飞机和八百多车皮的罐头服装，竟然全部到位。他自己没掏一分钱本金，净赚了一个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罐头换飞机”的商业传奇。 然而，任何时代都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把一件荒诞至极的事给干成了，那么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荒诞至极的。 落到牟其中身上，因为“罐头换飞机”的成功，所有人都不敢再轻易否定他，他对自己的迷信也因此加倍被放大，同时被放大的还有外界对他的想象。 就这样，自认为无所不能的牟其中，把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收不住，结果可想而知。 他说要发射卫星，实际上只是花钱租了一颗再转租出去，没几个月就停了，卫星项目最终让他亏了两亿五千万；他说要开发满洲里，对外宣称投资一百亿，实际投入不到一个亿。 他的商业模式高度依赖所谓的“空手道”——用很少的钱撬动极大的资源，在银行结算体系和外汇管制之间寻找时间差和制度缝隙。 这套打法在体制尚不成熟的过渡时期是管用的，但也极其脆弱。一旦宏观环境收紧，杠杆断裂，所有的窟窿都会暴露出来。 1995年，国家开始紧缩银根，南德集团的卫星业务急需资金。 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了，他伙同湖北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虚构进口贸易，骗开信用证，非法套取国家资金。牟其中到底是主动参与还是被人坑了进去，至今有争议，但法律最终的结论是：他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 2000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有期徒刑十八年。 他在监狱里待了十六年，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 他倒下的方式，跟他崛起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在规则的缝隙里腾挪。 正如澎湃新闻一篇社论所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商品流通领域的放开让他做成飞机生意，可到了九十年代末他试图撬动金融领域，那还是铁板一块的禁区，“踩到了犯罪的高压线上”。 当年的人看待牟其中，评价就是分裂的。 曾在牟其中手下干过的冯仑，说他非常复杂，身上有一股“土匪”劲头，“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 有些人则认为他是大陆首骗，他的成功本质上是风口上的运气，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还有人说，他最好的归宿可能真就是在监狱里——待在外面，他很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烦，害了更多的人。 今天我们再谈牟其中，如果只是简单地贴一个“骗子”或者“传奇”的标签，那就太肤浅了。 他身上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那种极致的错位感——他的想象力远超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但他的执行能力和风控意识完全跟不上自己的野心；他能在计划经济的铁幕上撕开一道口子，却不知道这道口子也会把自己吞进去。 冯仑说过一句很精准的话：他的商业逻辑并不是都不成立，但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变化的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澎湃新闻把他的命运比作琥珀——一只被凝固在时间里的小虫，定格了中国市场经济早期民营企业家全部的智慧、野心、无奈和贪婪。 2016年，七十六岁的牟其中走出监狱，出狱第一件事是把身上的囚服脱下来扔进垃圾桶。 他宣布要重启“南德试验”，要研究区块链，要开发西伯利亚。 消息传出，有人兴奋，有人苦笑。 他还是那个牟其中。 时代已经翻篇了，但他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