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南京，汪精卫年仅18岁的儿子汪文悌在警察的押解下，接受审讯。面对审判，汪文悌并未否认自己的罪行，如实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法官。由于认罪态度良好，汪文悌被国民政府最终以汉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满释放后，汪文悌移居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事业有成。2005年，年迈的汪文悌回到南京参观父母跪像，并直言：“做了错事就应受到惩罚！” 1928年，汪文悌出生在南京。作为汪精卫的小儿子，那待遇自然是没得说。咱们现在说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在他面前那都得往后稍稍。但是，这种家庭环境，就像是一个温室里的毒气室，长出来的苗子，很难是正的。 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了那种“我爸是李刚”式的嚣张。不仅不好好读书，还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同学。为啥？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特权啊。1938年，抗战打得正凶的时候，10岁的他就被送到了香港。这段经历很重要，一方面让他躲开了战火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也让他接触到了不一样的教育体系，为后来他在香港搞工程打下了一点底子。 但真正让人看着直摇头的，是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之后。 那时候的汪文悌，简直就是“伪政权太子爷”。1942年5月15日，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开学，汪文悌作为学员入校。他在学校里干了件什么事儿呢？据史料记载，这家伙居然当众动手打了自己的大队长一耳光！ 军队那是讲纪律的地方，敢打长官，这得狂到什么程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修养的问题，这其实折射出整个汪伪政权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气息。那时候的他，估计觉得自己能在南京横着走。 1944年，他才16岁，居然就从军校毕业被分到广东某部当营长。更离谱的是，他去上任还带了三个同学当“贴身护卫”。这一看就不是去打仗的，这是去“体验生活”的公子哥。 也就是在这一年，汪精卫身体不行了。3月，汪文悌陪着父母坐专机飞往日本，去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病。这一趟日本之行，估计是汪文悌人生中最灰暗的记忆之一。他亲眼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在病床上苟延残喘，最后客死他乡。 紧接着，天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是天亮了，但对于汪家来说，就是末日到了。 10月14日，汪文悌和母亲陈璧君、以及大汉奸褚民谊等人，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军统特务一锅端。随后就被押到了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 这一年，他才17岁。从“太子爷”到阶下囚，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到了1946年，审判来了。南京高等法院对他进行了提审。这时候的汪文悌，表现得比他那个死硬派的母亲要清醒得多。陈璧君在法庭上那是拒不认罪，一副“老娘没错”的架势，最后被判了无期。而汪文悌呢，他没有狡辩。 法官问什么，他说什么。这种态度，加上他当时确实年轻，很多事情虽然参与了但不是主谋，法院那边也是综合考量，最后判了他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而且还给了个缓刑五年。 说实话，这个判决在当时那种“锄奸”氛围极其浓烈的环境下，算是相当轻了。这既是法律对他那个年纪的一种宽容，也给了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要是换了一般人，背着“大汉奸儿子”这么个沉重的十字架，这辈子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或者干脆躲到哪个山沟沟里，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但汪文悌没有。这里咱们必须得客观地说一句，这人骨子里还是有一股韧劲儿的。 刑满之后，他知道在内地是很难混出头了，毕竟那个身份太敏感。于是他去了香港。在香港，没人管你爹是谁，只看你会干什么。汪文悌把以前那些公子哥的习气全给戒了，一头扎进了土木工程领域。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他从最基础的技术员做起，后来专注于桥梁建筑。大家可能不知道，搞桥梁工程那是硬碰硬的技术活，来不得半点虚假。你桥架不稳，那是会塌的。汪文悌在香港工程界那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名声，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公司，成了专家。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晚年，改革开放了，内地开始搞大基建。汪文悌利用自己在香港的技术积累和人脉，多次受邀参与内地的基建项目。 他爹当年是把国家往火坑里推，他现在是用钢筋混凝土帮国家搞建设。他在两岸三地的工程界里，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务实态度，完全跨越了政治立场的隔阂。 除了搞工程，他还在香港做慈善，捐资助学。这倒不是说他在“赎罪”，毕竟罪是他爹妈犯的，法律上他已经服过刑了。但这更像是一种家族的自我救赎。他想向世人证明：汪家后人，也能堂堂正正地给社会做贡献。 所以，当咱们再回过头来看2005年他在南京的那一跪，那一跪的分量就显现出来了。 正因为他靠自己的双手，洗刷了身上的纨绔习气，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才有资格站在父母的跪像前，说出那句：“做了错事就应受到惩罚！” 这句话，既是对历史公论的承认，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解脱。他承认父母有罪，但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罪恶的血统不会遗传，人的尊严是靠自己挣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