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2岁齐白石突然得知好友徐悲鸿已去世3年，他立刻赶到徐家。一进大门，他就弯腰下跪，吓得徐家人急忙阻拦。齐白石推开众人，大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咱们先得解开这个“迟到三年”的谜团。 1953年9月，徐悲鸿因脑溢血突发离世，年仅58岁。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个惊天噩耗。但是，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默契：绝对不能让齐白石知道。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齐白石已经90岁了，身体虽硬朗，但最怕大喜大悲。徐悲鸿对他而言，不仅仅是朋友，那是他在北京唯一的“靠山”，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大家怕老爷子受不住这个打击，一命呜呼。 于是，徐家联合了周总理、文化部，甚至齐白石的家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保护网”。 直到1956年，或许是心灵感应，或许是有人说漏了嘴，老爷子执意要来徐家看看。这一看，看到了遗像，看到了灵位，一切都明白了。 那一刻的崩溃，不是因为被骗，而是因为痛失我爱，举世茫茫，再无知音。 咱们常说“莫逆之交”，但齐白石和徐悲鸿，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事儿得从1928年说起。那时候的北平画坛，讲究的是出身，是师承。齐白石是啥出身？湖南湘潭的一个老木匠。27岁才开始学画，画风大红大绿，走的是民间路子。当时的所谓“正统派”画家，根本看不起他，骂他的画是“野狐禅”，甚至有人恶毒地说他的画全是“灶火气”，登不得大雅之堂。 那时候的齐白石，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他在诗里写：“一切画会无能加入”，甚至挂个牌子说“人骂我我也骂人”。这种孤愤，咱们现代人听着解气，但放在那个环境下，就是一个老艺术家的凄凉。 这时候，徐悲鸿出现了。 徐悲鸿是谁？留洋归来的天之骄子，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英俊潇洒，穿西装打领带。他和齐白石差了整整32岁。 按理说，徐悲鸿应该也看不上这种“土法子”画画的。但徐悲鸿偏偏有一双毒辣的眼睛。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些模仿古人、死气沉沉的“文人画”没有任何前途，而齐白石这种甚至带着泥土味儿的生命力，才是中国画改革的希望。 这就是著名的“草庐三请”。 徐悲鸿哪怕身为院长，也要放下身段，一次次跑到齐白石那个破旧的跨车胡同家里，请他去当教授。齐白石一开始不敢去啊，他说：“我一个乡巴佬，怎么能去洋学堂教书？” 徐悲鸿怎么做的？他不仅坚持请，还在齐白石去上课的时候，亲自坐着马车去接，下课了再送回来。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这给足了齐白石从未有过的尊严。 如果你以为徐悲鸿只是请齐白石教教书，那你就太小看这份交情了。徐悲鸿是在拿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在这个排外的北平画坛，硬生生给齐白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咱们讲个细节，特别真实。 当时艺术学院里那些保守派教授，联合起来排挤齐白石，说要是让一个木匠当教授，他们就集体辞职。面对这种逼宫，徐悲鸿拍了桌子。他说：“齐白石的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你们谁不服，拿作品出来比一比！” 还有一次考试，徐悲鸿出的题目是《白皮松》。这题目很有讲究，白皮松是北京特有的树。徐悲鸿这是在暗暗支持齐白石的写生风格。考试结束后，徐悲鸿把所有考卷拿给齐白石评定，齐白石说哪个好，哪个就是第一。 这叫什么？这叫绝对的信任。 在生活上，徐悲鸿更是细致得像个保姆。咱们都知道齐白石爱钱，卖画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还要算算黄金和法币的汇率。但这真不能怪老爷子，他也是穷怕了，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 徐悲鸿懂他。每次徐悲鸿帮别人求画，那是先给钱，后拿画，而且价格只高不低。 在艺术上，这俩人更是绝配。 徐悲鸿画马，讲究的是解剖结构，是西方的科学写实；齐白石画虾，讲究的是水墨意趣，是东方的神韵。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他们都痛恨那种死临摹、没灵魂的画法。 齐白石有一首诗，是专门写给徐悲鸿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什么意思？就算全天下有一万张嘴在骂我的画法，但只要有一个徐悲鸿懂我，哪怕把胆掏出来给他，我也愿意！ 徐悲鸿在给齐白石画集的序言里，直接把齐白石捧上了天。他说齐白石是“致广大、尽精微”，把那些嘲笑齐白石粗俗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 要知道，当时徐悲鸿推崇的画家很多，但能让他如此毫无保留、甚至带有崇拜色彩去推广的，唯独齐白石一人。 说回到1956年的那一跪。 当齐白石站在徐悲鸿的遗像前，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朋友，而是那个在他最落魄时拉他一把的人，是那个在他被围攻时挺身而出的人，是那个真正读懂他灵魂深处孤傲的人。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 这句话，改自管仲和鲍叔牙的典故。但在那一刻，从这位92岁的老人口中喊出来，分量比千金还重。 那天之后，齐白石的精神头明显垮了。因为他知道，这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坐着马车、笑着喊他“白石翁”的人了。一年之后，1957年，齐白石也追随老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