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蒋介石召来侍卫长钱大钧，怒斥他在“西安事变”中知情不报。钱大钧撕开上衣，露出前胸触目惊心伤口，这才打消了老蒋的猜疑。 钱大钧是江苏吴县人，早年那是正儿八经的海归精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过金。回国后，他又成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元老。 黄埔的总教官，第一任是何应钦，而接何应钦班的，往往就是钱大钧。只要何应钦一升官，那个坑大概率就是留给钱大钧的。所以在国民党内部，他俩被称为“何钱”。这足以证明，钱大钧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那是嫡系中的嫡系。 但。钱大钧这人有个特别大的毛病，甚至可以说是个巨大的污点，贪。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钩大钱”。他贪到什么程度？连蒋介石这种平时对下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都在日记里忍不住吐槽：“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 老蒋明明知道他贪，而且贪得无度，为什么还要重用他？甚至在1936年1月，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这么要命的职位交给他？ 首先，忠诚往往比廉洁更重要。在那个年代，不贪的将领未必是好用的将领，但听话的将领一定是老蒋需要的。钱大钧虽然爱钱，但他对蒋介石的忠心，那是实打实的。 当然，光会拍马屁是不够的，关键时刻得能顶得住。 1936年12月12日，注定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为了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把行辕设在了西安临潼的华清池。 咱们来看看当时的安保布局，这很重要。蒋介石住在“五间厅”，这五间房是一字排开的。一号房就是钱大钧的办公室，二三号房是老蒋的卧室和办公室。也就是说，钱大钧就是蒋介石卧室门口的第一道防线。 那天凌晨，天还没亮，枪声突然大作。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哪个新兵蛋子枪走火了。毕竟这是御驾亲征，谁敢在这里动土？ 但很快，枪声变得密集起来，钱大钧立马反应过来：出事了！ 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整齐，披着大衣抓起枪就冲了出去。钱大钧当时想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但火力太猛，根本进不去。他试图去找援兵，结果刚跑到温泉边就被子弹逼了回来。 就在他在台阶上指挥卫士反击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背射入，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瞬间扑倒在地。 他强忍着剧痛，趴在地上抬头观察。他喊了一声随从陈坦的名字，结果发现周围全是叛军的声音，为了不让手下白白送死，他命令陈坦不要过来。 这时候的钱大钧，血流如注，但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问身边的卫士：“委座呢？委座在哪里？” 当得知卫士也不知道蒋介石去向时，钱大钧的心凉了半截。很快，大批东北军冲了上来，钱大钧和其他幸存的卫士成了俘虏。 这一战，极其惨烈。蒋介石带来的秘书、卫士，一共17人当场阵亡。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堂侄蒋孝先，因为平时太跋扈，被东北军抓到后直接拉到角落里枪毙了。 而蒋介石本人呢？ 他在枪响的时候正在穿衣服，连假牙都以此没顾上拿，在侍卫官竺培基的帮助下翻墙逃跑。结果墙太高，落地时摔伤了脊背，最后躲在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穿着睡衣，冻得发抖。 当孙铭九带人找到他时，蒋介石面色苍白，绝望地说了一句：“你们打死我吧。” 孙铭九回答得也硬气：“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那种恐惧感始终挥之不去。戴笠的军统局也没闲着，到处搜集情报，想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内鬼。 这时候，有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有人告密说，蒋介石专列的火车头，在事变前几天被钱大钧以“维修”的名义调走了，但这火车头调走后根本没修。这就成了钱大钧“配合”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铁证”。 再加上钱大钧平时跟各路军阀关系都不错，这让蒋介石的疑心病彻底爆发了。 钱大钧心里那个委屈啊，简直比窦娥还冤。但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时候解释什么“火车头维修”的技术细节，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在极端的不信任面前，语言是苍白的，只有鲜血和伤疤最有说服力。 蒋介石看到那个伤口，沉默了。他虽然多疑，但不是瞎子。那一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说明钱大钧当时确实是在前线指挥，是在面对敌人。 这场风波过后，蒋介石虽然嘴上不再说什么，甚至还给了钱大钧一些抚慰，但咱们得实话实说，信任这种东西，就像镜子，碎了再粘起来，裂痕永远都在。 西安事变后，钱大钧虽然还担任要职，但那种核心决策圈的大门，慢慢对他关上了。他后来的仕途，只能说是四平八稳，再也没有那种“一人之下”的风光。 不过，钱大钧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心态好。 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后，为了给蒋经国铺路，这一批老臣基本上都被边缘化了。 他在台湾的生活，那叫一个丰富多彩。琴棋书画，他样样精通，这在国民党将领里属于儒将风范。更绝的是，他还跨界搞起了体育。 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他避开了政治漩涡的绞杀，也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乐趣。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在台湾病逝，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