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副司令路过湖北黄安时,经过老家村子,就上前敲开了自家大门,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却问他:“长官,你是谁呀?是来我家歇脚的么?” 1947年,那时候,解放战争的炮火还没散尽,一个叫秦基伟的副司令,正好带兵路过自己的老家——湖北黄安。算算日子,他已经整整十八年没回过家了。 大部队在村外休整,他换了身便装,就带着几个警卫员,凭着记忆里那条模模糊糊的小路,往家的方向走。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但又好像哪儿都变了样。记忆里的大槐树更粗了,邻居家的小平房也翻了新。走到自家那个熟悉的院门前,他反倒有点儿不敢进了。他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木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满脸风霜的老太太。 秦基伟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娘。可他嘴唇哆嗦着,那声“娘”堵在嗓子眼儿里,怎么也喊不出来。十八年了,他从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指挥官,脸上的稚气早就被战火熏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和沧桑。 他娘呢?也早不是记忆里那个总爱笑着骂他“野猴儿”的年轻妇人了。岁月和苦难在她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娘俩就这么对视着,时间仿佛都凝固了。最后,还是老母亲先开了口,她浑浊的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陌生军官,小心翼翼地问:“长官,你是谁呀?是来我家歇脚的么?” 就这么一句话,让秦基伟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汉子,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她为什么认不出来? 很简单,时间太残酷了。1929年,秦基伟跟着红军走的时候,才15岁。那会儿的他,还是个孩子,脸上带着婴儿肥,眼神清澈。可1947年站在母亲面前的秦基伟,已经33岁了。十八年的战火硝烟,风餐露宿,早已把他彻底换了个模样。他黑了,瘦了,眼神里多了太多母亲看不懂的东西——那是杀伐决断,是家国天下,唯独少了当年那个农村娃的单纯。 更重要的是,在老母亲的认知里,他的儿子可能早就“没”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年轻人离家十八年杳无音信,意味着什么?大概率就是凶多吉少。这些年里,这位母亲可能已经哭干了眼泪,从一开始的日夜期盼,到后来的逐渐绝望,最后把这份思念深深埋进了心底,当成了一个不会再有回应的念想。 突然有这么一天,一个穿着军装的“大官”敲开门,你让她怎么能把眼前这个人,和记忆里那个穿着粗布衣、满山跑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她不敢认,甚至可能都没想到要去认。她的那句“长官,你是谁呀?”,不是责备,不是埋怨,而是一种最本能的、带着点胆怯的询问。这背后,是一个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卑微和对“官”的敬畏。 这个称呼的转变,其实特别有意思。 “儿子”是什么?是家里的小名,是炕头上的打闹,是母亲心里最柔软的那块肉。而“长官”呢?是身份,是地位,是与这个家、这片土地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感。 秦基伟的经历,其实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为了一个“大家”,舍弃了自己的“小家”。他们离开时,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投身革命,在一次次战斗中淬炼成钢,成长为指挥员、战斗英雄。当他们有机会再回到家乡时,身份已经截然不同。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隔阂。就像秦基伟,他带着副司令的身份回来,可在母亲眼里,他只是个需要“歇脚”的过路人。这种身份上的错位,比任何刀枪都伤人。 秦基伟当时的心情该有多复杂?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像他母亲一样的普通人能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可到头来,他自己的母亲却因为他这一身“荣耀”,而不敢与他相认。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无奈和心酸。 幸好,故事的结局是温暖的。秦基伟哽咽着喊出那声“娘”,掏出了随身珍藏的小物件,一点点唤醒了母亲的记忆。当老母亲颤抖着双手抚摸着儿子的脸,喊出他的乳名时,这十八年的分别和思念,才终于找到了归宿。
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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