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郑宗贤在逃亡路上正给一老汉背沙淘金，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女红军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他定睛一看，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老婆，你还活着？真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郑宗贤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逃命了，山沟里的风刮得像刀子，冻得人脸都裂了，他蜷在一块岩石后头，手里捧着一把野菜根，嘴里却没什么味道，脚上的布鞋早就破了，血水和雪水混在一起，把裤腿染成了暗红色，他靠着一点点医术，给自己包扎了伤口，也给身边几个红军伤员处理过，但那些人，大多没熬过来。 黑河边的风更冷，听说河对岸也有人被抓了，郑宗贤不敢靠近村子，只能沿着河边走，那时他不想着回家，也不敢去想战友的下落，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白天躲树洞，晚上找吃的，饿极了就挖土豆根，渴了就舔石头上的冰。 在一个拐弯口，他遇到了一个淘金的老汉，那老汉穿着羊皮袄，背着一口袋沙子，看见郑宗贤就皱了眉，但老汉没说什么，只是把手里的馍分了一半，郑宗贤就靠着这半个馍，熬过了最难的几天。 他开始给老汉干活，背沙子、挑水、筛金沙，每天半碗炒面，一个窝棚，算是暂时安身了，双手冻得像树皮，每次弯腰时，后背都像要裂开，但能喘口气，比起之前算是好太多了。 正午的太阳照得人眼都睁不开时，郑宗贤正在木槽边倒沙，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咳嗽声，是那种撕着嗓子的干咳，他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人影从沙梁那边跑过来，跌进了金沟。 那人瘦得像一根柴，灰布衣裳破得只剩几条布条，头发打着结，脚上那双草鞋，早没底了，郑宗贤的心猛地一沉，他认出了那双眼睛，还有左眉上的那颗痣，那不是别人，是吴兰英，他的妻子。 记得在景泰结婚那年，两人站在黄土地上，脚边是几个战友随手摆的野花，没有红布，没有鞭炮，也没有亲人，只有一碗热水，一句承诺，但婚后没多久，部队就分开了，他们约好打完仗再团聚，可这一别就是生死难料。 吴兰英也没死，原来妇女独立团被打散后，她一个人在山里转了十几天，饿了吃草根，渴了喝雪，刚一露头就被马家军追，她一路躲一路跑，鞋底都磨没了，她听见附近有人说淘金场有个甘肃口音的红军，就赌了一把，结果找到了郑宗贤。 王老汉没有多问，只是带着他们进了沙洞，把外头的脚印仔细抹掉，沙洞里潮得能拧出水来，地面冰凉，脚腕子泡在水里，但两人都没说冷，他们只是靠着彼此坐着，听着外头的风声，像是听见了活下去的希望。 几天后，天气暖了一些，郑宗贤和吴兰英商量着，得想办法回景泰，王老汉给了一些干粮，还有几块硬馍当路费，告别时，老汉只是摆摆手，说一句“走吧”。 回家的路并不近，郑宗贤靠着给人看病挣点碎银，换些馍馍和水，吴兰英一直没开口说话，她的口音一听就不是本地人，怕被认出来，只能装作哑巴，有时候遇到好心人，他们能在农舍住一晚，遇到冷眼，就只能睡在柴堆旁。 快进景泰那会儿，他们在一家小店落脚，晚上天还没黑透，两人坐在角落里，小声说着话，没想到店老板走过来，眼神复杂，郑宗贤心里一紧，以为要出事，但第二天清早，那店老板却给找来一辆马车，还亲自送他们出村，吴兰英躺在车上盖着干草，装病，郑宗贤就一路跟着走。 到家的那天，是小年，家人见到他们，眼圈都红了，但没多耽搁三天，就把他们送去了白茨水的煤窑，那地方远，荒，冷，除了煤就是风，两人不会挖煤，就在地头搭了个茅屋，帮地主守地，日子一天天过去，吴兰英从不说话，村里人都以为她是哑巴，郑宗贤偶尔给人看看小病，换点粮食，勉强糊口。 十几年就这样过了，没有节日，没有庆祝，只有活下去，风雪来时，两人缩在茅草屋里，用旧棉袄挡风，春天来了，种些菜，秋天收点粮，就这样熬着，那段日子像一场长梦，不敢惊醒。 1949年，解放的消息传来，像一声雷，劈开了沉默的天，村干部上门登记户口，一听说郑宗贤是红军，立刻报告了上级，很快，吴兰英的身份也被查清，大家才知道，这些年那个不说话的“哑巴”，原来是妇女独立团的指导员。 新生活开始了，吴兰英被任命为公社妇联主任，郑宗贤成了卫生院的医生，他们重新站在阳光下，不再需要藏身，不再担心说话。 后来，郑宗贤写过一段话，他说自己最怕忘记的，是那双眼睛和那颗痣，没有这两样，他未必能认出那个瘦成骨头、衣衫褴褛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他还说，那些年最难的不是饥饿，不是寒冷，而是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 西路军那次失败，伤亡惨重，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夫妻俩都幸存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能走到最后，靠的不只是运气，还有彼此心里那点念想。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