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颗重量超过七两，价值超过200万的野生老山参在东北被挖出，而且开挖时长白山电闪雷鸣，让众人感觉十分惊异，最终这棵山参被当做国宝收藏。 这棵参能长到九两有余、存活逾百五十年，背后有一段很少被提起的历史因缘。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颁布法令，正式确立"票参制度"：凡入长白山采参者，须持官府颁发的参票，挖到的人参须按官定价格悉数上缴，由朝廷统一分配，一部分充作贡品，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 到了雍正年间，专责宫廷贡品采办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在今吉林市设立，人参是每年必须完成的重点征收项目。 随后乾隆年间采挖强度过大，野山参资源已明显告急，乾隆皇帝多次在上谕中要求节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直接削减了年度参票的发放数量。 这套延续了两百余年的管控制度，虽消耗了大量老参，却也在客观上保住了部分深藏偏远山区、无人问津的老根。大黑山腹地人迹罕至，那棵后来被老放山人王忠全挖出的参王，正是藉此躲过了历代采挖。 说到人参的药用价值，记载最早的是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书中将人参列于"上品"首位，称其能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久服轻身延年，产地注明"上党及辽东"。 然而随着历朝历代不断采挖，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的野山参到明代中期已近乎绝迹。 明朝李时珍历时近三十年编撰，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行《本草纲目》，书中直接写明"今所用者皆是辽参"，长白山一带就此成为野山参唯一核心产区，一直延续至今。 书中对辽参特征的描述，根如人形，有神，与1981年那棵参王出土时须根铺开、腿子分岔的形态完全吻合，数百年间野山参的形态并无多大变化。 王忠全等四人将参王带下山后，消息很快传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羊城晚报》等二十余家媒体相继跟进报道，作家金乃祥当年便在《新观察》杂志发文，记述这棵参出土时的情形与文化寓意。吉林省专程派人来调研，见这参形态实属罕见，当即决定收归国有。 几经辗转，参王最终被送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存入恒温玻璃柜，芦头弯曲，须根铺开，静静地放在那里。 收购的过程却并不顺畅。 抚松县药材公司经理柳燕拍板收购这棵参，是专门召集了班子开会研究的，因为参体过大，没有现成定价标准，谁都不敢轻易担这个责任。 1989年，《抚松县人参志》将此事正式收录，作为一桩重大事件留存于县志记录。 参王出土后数年间，国家对野山参的保护政策明显提速。1987年10月，国务院颁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将野山参纳入保护名录。 1988年12月，国务院正式将野山参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是中国植物保护体系中的最高级别。未经批准私自采挖、收购、运输野山参，从此依法须追究刑事责任。 王忠全后来曾带记者重返大黑山寻访，转了十多天，只见着一棵拇指大的幼苗，没动它。他说让它再长长，不能干断子绝孙的事。 如今的王忠全已年逾九旬，在山东日照投奔侄儿定居，耳朵不好使了，当年挖参的许多细节也记不太清了，唯独那句话，倒一直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