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鲁迅母亲忍不住问儿媳朱安："你一个人女人，怎么就生不出孩子？"朱安大吼："你儿子都不碰我，我怎么生孩子！"母亲听后，长叹一声："唉，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句话，是朱安一生中难得的一次爆发。说完，她大概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沉默的面孔。 1906年鲁迅25岁，朱安已经28岁，在绍兴旧俗里，这个年纪的未嫁女子是家族的负担。朱安家人急着促成婚事，鲁迅却早在留日期间托人带话，说要娶可以，但朱安须放足，还得进学堂读书。 朱安对这两件事都没应承，脚没放，书也没读。 到了婚礼那天，朱安的家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在缠足外面套了一双特大号的绣花鞋，里头塞满棉花，远看像是正常的脚。花轿落地，朱安迈出轿门的一瞬间，一只绣花鞋直接从脚上滑落掉在地上。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鲁迅也看见了。他没有发火，只是沉默着，脸上没什么表情。新婚当夜，鲁迅去了母亲房间睡觉，朱安一个人坐在新房里，不知道等到几时。 婚后第三天，鲁迅启程回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朱安留在绍兴，照顾婆婆鲁瑞，操持家务，一过就是十七年。鲁迅偶尔寄信回来，字里行间没有一句问及朱安。 朱安不识多少字，信是托人念的，念完了，她把信收好，继续做饭扫地。 1923年，局势骤然生变。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矛盾彻底决裂，被迫迁出北京八道湾的大宅。鲁迅给朱安两条路：要么留在八道湾，要么回绍兴娘家。 对朱安来说，这两条路都是死路。留下来是守着周作人一家，回绍兴是被人戳脊梁骨。 朱安提出了第三条路，她对鲁迅说，你搬去砖塔胡同，总需要有人烧饭、洗衣、打扫，这些事朱安都能做。鲁迅没有拒绝，在当天日记里写下："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迁居后不久，鲁迅肺病发作，只能进食流质。朱安在他床前守了一个多月，熬粥端药，没有怨言。这是他们婚后头一回，真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超过几天。 鲁迅白天借用朱安的卧室当书房，两个人偶尔说几句话，仅此而已。 再后来，许广平出现了，这件事朱安知道，周围的人也知道，只是没有人当面说破。朱安曾低声对人说："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了。" 说这话时，她的语气据说很平静，像是早就想明白了。 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朱安在北京西三条的家里设了灵堂。她把鲁迅生前爱吃的裹了面粉和鸡蛋的油炸白薯片摆上供桌，旁边放着文具、清茶和烟卷。 这些细节，是朱安一点一点记住的。 鲁迅身后，朱安的生活愈发拮据，每月靠许广平从上海汇来的钱维持，战争年间物价飞涨，钱不够用，朱安开始变卖鲁迅留下的藏书。 消息传到上海，引起轩然大波。 1944年，几位鲁迅的学生和友人专程赶到北京劝阻，朱安当场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们总说要保存鲁迅的遗物，可朱安也是鲁迅的遗物，又有谁来保存朱安？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