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在里尔大学举办的关于《回归故里》的讨论会上，一名大学生向我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对像我这样既与布尔迪厄本人又与其作品保持亲密关系的人来说，如此强烈地内化社会等级及其强加的价值观，还有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痛苦，是自相矛盾的。在看上去如此简单的问题背后，在问题所凸显的矛盾背后，一切都一目了然，令人目眩，我顿生窘迫——我不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男孩提了好几个问题，我借机避免在这点上做出回应。我本应该说些什么？我们所谓的理论（即便我们曾切身体验过）和我们所倚仗的政治（即便它源自我们内心和体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最深处）都不具有述行性效率，足以打破我们周围和我们内部的社会世界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与“决定论”、“话语权”与被世界结构“言说”的事实之间不断上演的对立，在我看来完全忽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相：两面同时都是正确的，且紧密相连，无论从集体角度而言，还是从个人角度而言。无论我们希求变得多具批判性或多么激进，从诸多方面而言，我们在日常行为或欲望层面依然承受着历史和社会的重负。批判事物的秩序、致力于改变这种秩序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习得且变得“自然”的角色，以及受其支配的行为或反应。
这不足为奇。西蒙娜 •德•波伏瓦写《第二性》时，难道没有给纳尔逊•艾格林去信，告诉他在他们的爱情里，她可以“像阿拉伯妻子一样言听计从”，并为他做家务、洗碗盘？当这些文字被结集出版时，一位名不见经传、只出现在杂志里的女历史学家急不可耐地多次做出解释，将其视作“天性”对“文化决定一切”（tout-culturel）意识形态的报复，并试图以此进行讽刺……多么愚蠢啊！愚蠢得令人心痛！但这已很能够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在法国知识界以及左派政治生活中推行保守革命的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被用来对抗批判性反思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天性”，就是占领着自称为左派报刊的古旧的右派意识形态，报刊执笔者是利用昔日专制且落后的冲动为既定秩序服务的前斯大林主义者！）。真相就是解放——首先应该在自身逐步实现解放，因为革新的政治必然是针对自我的自我政治，以便摆脱原本世界在我们身上施加的压迫性力量的影响——会带来其他话语、其他可能性、其他想象，从而有助于改变现实；它无法像挥动一下魔法棒那样消除旧秩序。我们想要什么？波伏瓦不仅耗费了数年时间来写一本旨在撼动最古老且最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原则之一的书，出版了这部将会改变认知、对全世界都具有参照性的著作，并勇于与侮辱和下流的玩笑对抗……但更重要的是，她还必须放弃爱上一个男人，放弃使用日常语言和套式化的词汇表达对他的爱意？好像这种用约定俗成的套式来表达的爱情——她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悖论！她借此开玩笑并以此为乐——属于“天性”，可使知识分子的胆识和政治层面的肯定无效！不存在彻底的解放，也不存在没有余地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总是被社会世界言说和影响，即便我们努力通过话语和行为来消除我们的生活、思想，尤其是无意识对过去形式的认可，对我们曾接受但又想要摆脱的模型（或者说，我们并不完全想要摆脱的模型，因为它们或许是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曾经梦想、幻想过的事物）的认可。
在我眼里，最令人气愤的事情——但谁又曾指出来？无论如何，不是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显然找不出任何可指摘之处！——是波伏瓦在信中一再重复的关于“基佬”和“娘娘腔”的嘲弄之言：似乎是为了将艾格林与她在巴黎遇到的几位女性化的同性恋者对立起来，她执意强调前者所具有的男子气概；仿佛为了与一个男人建立性关系和恋爱关系，必须远离那些似乎被她坚定地视作第三性的代表，后者注定要遭受讽刺言论的攻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因为她或许不会在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里发表以上言论），在不同情境下，我们未必总是同一个人，在这里，也就是取决于言论的状况：私下或是公开，私人书信或是哲学随笔（尽管她在书中描写“女同性恋”时也并未摆脱针对那些僭越性别标准的女性做出贬义评价的冲动，莫尼克•威蒂格试图从女同性恋身份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波伏瓦的评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固有的感受、不光彩的偏见以及试图分析和消除它们的反思继续共存。正如福柯可能会说的那样，“摆脱自己”并不容易。或许当我们属于保守派，并认同事物秩序时，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相符是件太简单不过的事情，只需要按照受社会认可的愚蠢标准——愚蠢之所以能以“主张”的身份出现，是因为它的的确确广受认可，并由此建构着既定的期待视野——变得愚蠢并满足现状。但当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结构（我们必然身处于世界结构之中）并改变自我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正统观念——以及对它的捍卫——是很容易的；异端邪说就远没有这么简单了，每个尝试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经历甚至会很痛苦，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心绪不宁或疲惫不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