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杜聿明又在政协门口拾马粪，被造反派的头头看到后，害怕被外国记者拍到，出现在杨振宁的眼前，吓得他赶紧去阻止杜聿明继续拾粪，却被杜聿明给臭骂一顿。 那一年，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院里进出的人明显少了许多。拾粪这件事，并不是偶然兴起的怪癖，而是杜聿明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自 1959年被特赦回到北京后，杜聿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工作，职务不高，却要求极严。每天清晨，杜聿明都会比大多数人更早起身，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提着背篓，在政协附近慢慢走着。 马粪并不难找，当时周边仍有军马出入，道路两旁常能看到残留的粪块。杜聿明弯腰、捡拾、装篓，动作熟练，没有犹豫。 很多人并不知道，杜聿明对养花的兴趣并非解放后才有。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杜聿明在昆明任职时就曾在住所里种过花草，只是战事频繁，很少打理。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管理人员曾有意安排杜聿明参加园艺劳动，用以调节情绪。杜聿明后来在回忆中写过，正是在那段时间，才真正理解劳动的意义。这种认识，并非口头表态，而是落实在日常细节里。 1966年后，政治环境急转直下。政协机关的秩序被打乱，许多老委员被迫离开岗位。杜聿明虽然没有再被关押，但活动范围明显收紧。 有人劝杜聿明低调些，少出门，尤其不要在公共场合做引人注意的事。杜聿明听了，只是点头，却并未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杜聿明认为，拾粪、施肥、种花，本身就是劳动，与身份无关。 那位造反派头头之所以紧张，并非完全出于同情。杜聿明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并非秘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丈夫正是旅居海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杨振宁。 1964年起，相关部门已多次提及未来可能促成杨振宁回国访问。对造反派来说，一旦画面被外国记者拍下，再经过曲解传播，后果难以预料。 杜聿明却并不在意这些。他清楚自己过去的身份，也清楚今天的处境。1948年辽沈战役失败被俘后，杜聿明在抚顺接受了长达十年的系统改造，期间反复检讨自己在内战中的责任。 1959年特赦，是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政治决定。杜聿明对此心存敬畏，也倍加珍惜。 正因如此，杜聿明对“装样子”的行为极为反感。拾粪被制止时，杜聿明脱口而出的斥责，并非情绪失控，而是多年积压的态度表达。 事情并未当场收场。那天之后，政协内部有人私下议论，认为杜聿明过于固执，也有人暗暗佩服。杜聿明并未解释，只是照旧种花、浇水、施肥。牡丹开花的时间并不固定，有的年份花开得好，有的年份却稀稀落落。 杜聿明并不计较，只要花活着，他便觉得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