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东北抗联将领于天放在黑龙江被捕，夜里借口上厕所，用烙铁狠狠砸向看守的日军，这时，另一个叫赵忠良的抗联战士也冲了上来，他们的结局如何？ 这一击，并不是仓促起意。被押入监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于天放始终在暗中判断环境。监室位置不明，窗户被磨砂玻璃封死，冬天结霜，外界情况几乎隔绝。 审讯一次接着一次，日军一边施加酷刑，一边试图诱降，企图从于天放口中获得东北抗联的活动情况。于天放始终拒绝配合，甚至当场表明态度，只求速死，不作交易。 正因如此，日军迟迟没有下达处决命令，反而加强看守，这给越狱留下了极为有限的时间窗口。 1939年后，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出境，留下来的部队任务更重、处境更险，于天放所在的第三路军承担着维系抗联火种的职责。 也正因为长期活动在敌伪控制区，于天放逐渐成为日伪重点盯防对象。 被捕地点位于绥棱一带，正是于天放检查救国会工作的途中。救国会在当地帮助群众维持生计，日军对此早有不满。告密发生后，抓捕行动极为迅速。 入狱之后，于天放很快意识到，单纯等待只会被拖入死局。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细节变化。春天气温回升，监室窗户被风吹开，短暂露出外部建筑轮廓。 于天放迅速记下特征，并通过后来关押进来的北安籍犯人确认位置，逐步判断出监所与铁路、街道的相对关系。 此后，于天放开始留意看守的习惯。日本警卫轮班固定，警惕性并不一致。火炉成为新的观察目标，炉门上的铁轴在反复试探中被发现可以拆卸，重量适中，握感合适。于天放没有急于行动，而是耐心等待合适时机。 1945年夏天，抗联二路军战士赵忠良被押入同一监所。两人在短暂交流后确认身份，随即围绕时间、路线和分工反复推敲细节。 日军再次拿出军用地图，要求于天放标注所谓行军路线。于天放表面推托记忆不清，争取时间，暗中将地图信息牢记。 这个举动，是为逃离后辨别方向预作准备。看似被动的处境，逐渐被转化为有限的主动空间。 行动当晚，情况一度出现变数，原定值守的看守迟迟未到。时间被不断拉长，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导致计划流产。 直到深夜，看守出现，借口被顺利接受，于天放与赵忠良先后离开监室。 随后发生的一切，源于此前无数个夜晚的判断和准备。监所内部随即陷入混乱，警报很快会被拉响，这一点，于天放与赵忠良心中都有数。 逃离监所，只是开始。外面还有封锁线、搜捕网，还有对群众的威胁和连坐。于天放与赵忠良能否避开追捕，能否重新回到队伍之中，并没有现成答案。 日伪随后动员大量警力展开搜捕，铁路沿线、村屯外围、山林地带都被反复清查。与此同时，当地群众在巨大压力下作出选择。 多年来，抗联队伍保护村庄、帮助生产的经历并未被遗忘。夜色中，有人送来干粮，有人指明方向，有人选择沉默。这些细小举动，直接影响着事态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