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什么中国禁止美国再收养中国孤儿了吧，美国人不养自己国家的流浪孩子，但万里迢迢的跑到中国的孤儿院来领养中国的孩子，太可怕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还在摸索中前行。那时，很多地方的福利院条件谈不上完善，有的甚至只是由旧厂房、废弃校舍改建而成。 院里房间狭小，冬天透风，夏天闷热，几十个孩子挤在一起，几张铁架床并排摆放，床单洗得发白起毛，却已经是“最好”的配置。 工作人员更是紧缺。一个护工往往要照看二三十个孩子，白天忙着喂奶、换尿布、哄哭闹，夜里还得轮班值守。真正能分到每个孩子身上的关注和陪伴，少得可怜。 尤其是身体有缺陷的孩子——先天心脏病、唇腭裂、肢体残障——需要更多照料，却最容易被忽视。 在那个现实背景下，被遗弃的孩子中，女婴和残障儿童占了相当比例。 一些家庭受传统观念和经济压力影响，无力也不愿抚养，只能将孩子送到福利院门口，悄悄离开。福利院接收能力有限，孩子却源源不断，生存与成长问题日益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跨国收养被视为一种“补充方案”。对当时的管理者来说，这意味着孩子能尽快进入家庭生活，获得稳定的照料、医疗条件和教育资源。 对一些美国收养家庭而言，这是一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选择。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简单的中文，抱着孩子拍照、签字、办手续，心里反复念着同一句话：“给她一个家。” 在那个阶段，跨国收养承载着太多现实无奈，也夹杂着真实的善意。至少在当时，它被许多人相信，是孩子通向“更好生活”的一条路。 于是，一个看似“互相成全”的局面形成了。 中国孤儿院的孩子，被带到了大洋彼岸；照片里，他们穿着新衣服，被拥在异国父母怀里，笑容灿烂。 那几年，跨国收养被频繁包装成“人道主义行动”，被写进纪录片，被登上杂志封面，被当成中美民间友好的一种象征。 但问题，恰恰出在“数量”上。 一年一万多名儿童被带离原生文化、语言和国家，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描淡写的规模。 更让人困惑的是：美国本土同样存在大量寄养儿童、流浪儿童、问题家庭的孩子，可为什么偏偏对万里之外的中国孤儿如此“热情”？手续复杂、费用高昂，却依旧趋之若鹜。 随着跨国收养链条逐渐成熟，一些灰色地带也开始浮现。 有调查发现，在个别地区，“为了满足海外需求”，收养变成了一条产业链： ——中介机构层层收费； ——福利院被“数量指标”所裹挟； ——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来源不清”“家庭贫困被诱导放弃抚养权”的争议案例。 虽然这些并非主流，但哪怕只是少数，也足以让人警觉：当孩子被放进“供需关系”里，本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更令人不安的是，孩子离境之后，原国家几乎失去了持续监督的能力。 近年来，国际社会陆续曝光多起令人心惊的案例： 有跨国收养儿童遭受长期虐待，却因语言不通、身份特殊，求助无门； 有孩子被当作“展示品”，在社交平台上被消费、被摆拍； 甚至还有极端案例中，儿童被转手、被剥削、被当成牟利工具。 这些新闻一次次撕碎了最初那个“童话式收养”的滤镜。 慢慢地，态度开始转变。 中国开始意识到：儿童保护不能外包，善意不能取代制度，跨国距离放大了风险，也放大了不可控性。 相比把孩子送出国，更重要的是完善本国的社会救助、寄养、领养体系，让孩子在熟悉的文化和法律环境中成长。 于是，政策逐步收紧，条件不断提高，审核极为严格。 到后来，跨国收养几乎全面停止。 这并不是“仇外”，也不是否认曾经的善意，而是一次迟来的自我保护。 孩子不是资源，不是外交符号，更不是可以被“挑选”的对象。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风险，放在儿童身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代价。 今天再回看那 7.1 万个数字，已经很难只用“温情”来概括。 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制度不完善时的无奈，也提醒着后来者： 真正的儿童保护，从来不是把孩子送得更远，而是把责任握得更紧。 也正因为如此，你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关上这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