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一九六〇年，英国老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主席，夸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摆摆手，说那几仗算不了什么，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外人看见的是大城市、大会战，在他心里，几万红军在山沟和河谷里拧出来的一条活路，更值一声点头。 时间拧回一九三五年春天，乌江边的风又冷又硬。 三月三十一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口、大塘、梯子岩一带南渡乌江，河面漆黑，船在水里打晃，北岸山坡上，摆着蒋介石亲手织起的重围：正规军近四十万，加上各地民团凑出七十万人，按地图推演，是要在这里把这支三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压扁。 天亮后，红军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地乱糟糟的脚印。 要走到这一步，前头每一脚都踩得发虚。遵义刚拿下，蒋介石就调来一百四十八个团，企图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一口吃掉中央红军。红军这边，底牌摊出来也就那点儿：三万七千出头，对上几十万围追堵截，谁都明白天平往哪边倾斜。 土城那一仗，把这种悬殊敲得特别响。 正月里，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赶到土城，前线来的数字说，尾追的川军只有两个旅四个团，青杠坡地形顺手，干掉郭勋祺这一股，渡江路就能松一口气。 朱德亲自盯红三军团前卫师，刘伯承守红五军团，一月二十八日清早，山坡上火光乱窜，红军顶了三四个小时，确实把对面打疼。局势翻脸也快，川军增援像涨水一样往上灌，红五军团阵地被撕开口子，白马山高地落到敌人手里，枪声压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朱德带着几个军团连番反击，好不容易把阵地稳住。 毛主席盯着地图算数，发现尾追的不是四个团六千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同红军投入兵力差不多，这仗再恋战，后面那张四十万的大网就真要合拢。 土城附近那次紧急碰头，其实就是一场“掉头会”。 毛主席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叫到一起，当面把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合上，换成一条新路：趁红军还没被咬死，从土城、猿猴场、太平渡一线撤出火线，西渡赤水，经古蔺、叙永往北挪，再去金沙江边找渡口，设法和川西、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搭上手。 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分批渡过赤水河，一渡算是开局。 红军身影一出现在川南，重庆那边电报机就跟打雷似的。蒋介石命长江沿岸赶筑工事，从滩头到宜宾、江津一溜碉堡钉在山上，军舰、装甲商船在江面来回晃，又叫潘文华在南岸布防，孙渡、周浑元、王家烈、吴奇伟带着各路人马，从毕节、昭通、修文、桐梓一圈压过来，企图把中央红军围在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那块夹角里。 二月七日，中央干脆把北渡长江的念头按下，定下在川黔滇边打运动战的主意，不久又发出《告全体红军战士书》，把规矩讲得明白：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只认一点，在合适的时候把仗打赢。 二月十八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东渡赤水，算是二渡。 红一军团抽出一个团往古蔺方向晃，故意放出“打过长江去”的风声，川军南下脚步慢了半拍，主力掉头扑向黔北，横扫一千一百里，桐梓拿到手，娄山关这个老关口再次换上红旗，遵义城再度易主，两个师八个团被打得七零八落。 三月初，他发通令，把驻川、驻黔各军都收在自己手里，又在行营里摊开地图，口口声声“一揽子计划”，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老路，用堡垒推进、重点进攻，把红军挤死在乌江西边、川黔大道以东那一片山地。 部署铺开，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吴奇伟，还有第五十三师、湘军各师分占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金沙、土城、乌江沿岸和石阡等要地，看上去只差一把劲就能把红军按住。 三月十五日，红军在鲁班场发动总攻，周浑元汲取教训，把部队缩在碉堡里不肯出来，大仗打不成，歼敌机会也不肯露头。 这时候，四渡赤水那口气已经在心里憋足。 蒋介石最怕红军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就偏在这个方向上做文章。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茅台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旗帜和号声都摆在明处，白天过河，做足了要北渡长江的样子，消息飞回重庆，大批部队被拖向西岸。 等到对面被引得差不多，三月二十一日，主力再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东渡赤水，第四次上岸，重回黔北，红九军团在金沙县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扮作“主力”，三天两头点火、集合、出动，把不少敌军晃了过去。 真正的中央红军顺着遵义、仁怀大道一路向南，穿过鸭溪、白腊坎的封锁，连夜往乌江边急行军，才有了三月三十一日那场黑水里的渡江。 再看这一串脚印，一边是蒋介石握着几十万兵力，在重庆对着地图画圈圈，堡垒推进、纵队番号排得密密麻麻；另一边是毛主席带着三万七千来人，在赤水河畔、乌江两岸一次次掉头，把对方的圈一圈圈拆开。 说他“用兵如神”，说的不是神话，而是在最难的时候敢拐弯，在最凶的包围里敢算细账，这种本事，很难说夸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