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揭秘：若没有毛主席，在苟坝红军将全军覆没！ 周恩来晚年说起长征，提到贵州苟坝，只一句：“那一仗要是照原定的打法，后果就难说了。” 那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一带连战，第二次遵义战役打赢了，士气抬起来，人已经极度疲惫。 长途奔袭、粮少药缺，部队孤悬西南，没有外援，四周是国民党重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打鼓新场三个字被摆上桌面，这里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是今贵州金沙县城，看上去像一块能解渴的“肥地”。 不少指战员一听要打打鼓新场，心里立刻冒火，觉得拿下那里，既能扩大战果，又能补充粮弹布匹，还可能在黔北立住脚。 苟坝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围着“打还是不打”争得很紧，国民党薛岳部一个师固守打鼓新场，大家的目光都盯着这块地方。 多数人主张进攻，理由简单直接。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盘账：红军刚打完硬仗，整体状态疲惫；中央红军孤军深入西南，经不起一场久拖不决的攻坚战。 如果把主力压到城下，周边强敌随时驰援，一旦收拢，部队很可能被扣死在城前城后之间。 更要紧的是，打鼓新场不是一般城镇。 那里是国民党中央军经营多年的据点，有城墙，有碉堡，有工事，易守难攻。 贵州地方军阀还可以硬拼几下，中央军这种对手，硬往上撞，吃亏的是红军。毛主席在会上把这些危险一条条讲出来，坚持反对进攻，表决时支持他的票从几票缩到只剩一票。 会议散了，原定进攻方案还在，很多人心里已经听见冲锋号。 毛主席回到住处，怎么想都觉得不踏实。 苟坝村夜色很重，深更时分，一点马灯亮起，他提着灯走上村边那条坎坷小道，去找周恩来。 后来这条小路被叫作“毛泽东小道”，那一夜之前，只是普通乡路。 周恩来被敲门声叫醒，推门见到灯下的毛主席。 两人坐到桌边，马灯放在中间，地图摊开。毛主席开口就说，这仗不稳，命令不能这么急发。 两个人对着地形、敌情、兵力，一项一项往下捋，越捋越清楚，如果照原计划硬攻打鼓新场，很可能是有去无回。 周恩来点头同意，把进攻命令先压住，约定天亮再议。 第二天清早，苟坝会议重新开起来，这一次，会场上多了一位态度坚决的总参谋长。 毛主席把夜里的判断再讲一遍，周恩来从指挥角度补上细节，气氛慢慢倾斜，许多人开始动摇。 就在大家犹豫的时候，前线送来一份敌军电报。 红军破译后发现，敌人正在向打鼓新场方向迅速集结，准备在那里布下口袋阵，专等中央红军主力往里钻。新敌情一摆出来，原先最想打这一仗的人也沉默了，谁都看得出，那是一步走错就满盘皆输的棋。 中革军委随即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多年后，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苟坝会议，说过这样的大意：有时候一个人顶过一屋子人，道理不在多数那一边。 在那个夜里，这句话有很具体的含义。 苟坝教训让党中央下了决心：战时指挥不能再事事大伙表决，遇到急事，必须集中到少数真正懂全局的人手里。 在毛主席提议下，中央成立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新三人团就这样立起来，全权指挥作战，成了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中枢，也让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打鼓新场不打，路往哪里走，新三人团把眼光投向赤水河。 那边，蒋介石正一边咬牙调兵，一边在贵州、云南一带铺开几十万大军，妄想织成一张“天罗地网”，把中央红军罩死在西南山里。 毛主席盯着地图，把心思放在一场靠腿脚和机动的运动战上。 中央红军在遵义附近一度东挪西移，看上去像拿不定主意。 敌军以为机会来了，纷纷朝这片地区压过来。红军在遵义茅台镇及附近地区三渡赤水，白天旗帜招展，鼓号齐鸣，故意把阵势摆得很大，让对手认定主力就盘踞在这里。 敌军果然中计，把重兵向川南方向调动。毛主席留出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专门引着敌人追赶，真正的中央红军主力悄悄隐蔽在赤水河畔，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连续渡河，完成四渡赤水中关键的一步。 从这里开始，局面大转。 中央红军甩开缠斗的敌人，顺利渡过乌江，兵临贵阳，迫使敌人匆忙从云南调出滇军堵口子。 红军趁机挺进云南，一度威逼昆明，接着在更远处巧渡金沙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江对岸，大踏步向四川挺进。 后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详细打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此赞不绝口，觉得这些战役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站得住。毛主席谈到自己的用兵，更看重的是四渡赤水，说那是得意之笔。 苟坝会议之后，毛主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一步步巩固，党的路线方针更加坚定。中央红军从西南一路北上，红色火焰越过乌江、赤水，一直烧到陕北，再从那里铺向全中国。 如果当年打鼓新场那一步踩错，只怕长征的故事早就断在贵州山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