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望着罗荣桓元帅的遗体，悲痛欲绝，心如刀绞，泪流满面，留影！ 一九六三年冬天，北京的冷像刀口子，风一钻进衣领就让人打个激灵。 灵堂里灯光压得很低，白花一层层堆着。毛主席站在罗荣桓元帅的遗体前，肩背挺着，眼眶却慢慢红了，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镜头把这一瞬间钉住，谁看都明白，这不是做样子，是心里被割了一下。 那段评价很多人背得滚瓜烂熟，说罗荣桓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可以一辈子共事。 听着像夸人，细想更像总结一套做事的脾气。 罗荣桓不靠嗓门立威，也不靠摆谱吓人，他更像压舱石，平时不起眼，船一晃才知道少不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当党代表。 连里几个爱起哄的战士给干部取外号，新来的他被喊作大脑壳。连长气得要训人，罗荣桓却说，绰号不体面归不体面，可它掀不翻威信。威信怎么来，要靠自己先把样子摆出来。 他给自己立规矩，都是些笨功夫。要求战士做到的，他先做到。 冲锋时顶在最前头，撤退时落在最后面掩护。行军路上，他肩头常扛着几支枪，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 宿营查铺，他会把战士蹬开的被子盖好。发零用钱的日子，他和连长、司务长总拖到末尾才去领。自己病了还撑着干活，战士病了，他跑去问冷问热，还让伙房做病号饭。 时间一久，大脑壳三个字慢慢没人再叫。 同年初冬，一个傍晚寒风忽地刮起，第九连第四班借住老乡家，屋子潮冷得厉害。有个新战士提议去抱老乡柴草烤火。 班长黄永胜拦住，说老乡的东西不能动。 新战士没听，转身就从院里抱回一捆柴。黄永胜命他送回去，新战士顶嘴不动，黄永胜一急，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第二天一早，罗荣桓听说黄永胜打人，立刻把人叫来，开口就问，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说那战士违反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所以才打了一巴掌。 罗荣桓追着问，这么说你打人是对的喽。他又问，当班长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黄永胜答不上来。罗荣桓换个角度问，你要是当兵的，犯点错，班长动手打你，心里能舒坦吗。黄永胜低头不吭声。 罗荣桓把声音放缓，说毛委员反复讲过，靠拳头替代教育，问题解决不了。 同志有缺点有错误，要反复讲道理，让他明白错在哪。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心服了才会自觉守纪律。 话说到这儿，他把要求说死，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打人。黄永胜听完，服气是从心里冒出来的。 解放战争爆发时，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算上地方部队不过二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总规模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有人在一九四七年见过他在安东，安东就是今天的丹东，忙得脚不沾地，话不多，眼神却很定。 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他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位置更高，做事的路数没变。 数字跳得吓人，背后是人一批批进来，又能站稳脚跟。 很多地方群众起初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蒙蔽，不信共产党军队，扩充困难。罗荣桓抓住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实，把剥削者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松江省刚动员三万人参军，又接到再动员五万人的任务，结果实际招收五点七万人。 队伍大了，还得有后劲。他决定成立大批独立团作二线兵团，标准定得很硬，每个独立团二千五百人，第一期计划四十个。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解放军整编时，第一批独立团已达八十八个、二十二万人，大部分补充进主力。 辽沈战役前夕，二线兵团扩到一百六十四个团、三十七万人。 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有数十万计，其中一部分成了解放战士。 他们经验足、技术硬，也带旧军队的不良习气。罗荣桓推动诉苦运动做思想教育，还大胆提拔技术过硬者，让他们在二线兵团当军事和技术骨干。 一九四二年后，侵华日军抛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想动摇抗日信心，挑拨军民关系。罗荣桓提出斗争要以政治攻势为主。山东根据地用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做对人民有利的事记红点，干坏事记黑点，结果不断公布。不听警告的死硬分子就打击。 各分区开展唤子索夫运动，登记伪军家属，常开座谈会，动员家属去劝。 对一般伪军，制定奖励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设招待所，印发归来通行证。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三年，山东根据地瓦解伪军七千余人。 对日军也做瓦解工作，日本反战人士和朝鲜反日人员用日语喊话，借电话线路讲政策揭露谣言，也会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逢传统节日送宣传品和慰问袋。 灵堂里风不大，白布却像在轻轻起伏。毛主席站着不动，泪落下去，连声音都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