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成都军区司令张太恒到北京开会，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告诉张太恒：“中央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你有没有意见？” 一九九二年三月，北京风里还带凉气。 军委大楼一间小办公室里，门关着。杨白冰看着对面那位头发已经发白的成都军区司令，开门见山：“中央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你有没有意见？” 照理说，大军区正职变成副职，不算什么好消息。 张太恒听完，先愣了一下，接着反倒松了口气：“没有意见，感谢党对自己的再次信任。”那一瞬间，像是背上的石头被人挪走了一块。外人听着觉得奇怪，熟悉情况的人都清楚，这句话背后挂着一件事，挂在西藏，挂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高原。 那一年，新中国解放藏族同胞四十周年，成都军区任务排得满满当当。 地图摊在桌上，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线弯弯绕绕，标着许多小点。张太恒戴着老花镜，和副司令员张德福对着这些点，一边商量，一边决定亲自去一趟雪域边防线，看看守在那里的官兵。 工作组很快凑出二十来人，参谋、后勤、政工一个不少。 出行用的不是卡车，而是那几年部队里挺“光鲜”的装备，是从美国进口的“黑鹰”直升机。说起这玩意儿，大家嘴上都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用直升机之一，坐上去心里觉得踏实。 直升机沿着中尼边境贴山飞。 到了樟木口岸，风大得人说话得扯着嗓门。慰问组把被服、食品交到战士手里，问了几句情况，就匆匆往回赶，准备飞回藏区腹地日喀则。 返程时，几架机分头装人，张太恒上了一架，张德福带着十二名同志上了另一架。 高原四五千米的天，脸说变就变。 起初几分钟还算平稳，飞到一段山谷，风向突然乱了。下降气流像一只手按在机头，张德福那架“黑鹰”开始猛晃。 飞行员咬着牙抢救，山体在舷窗外越来越近，一声闷响埋进峡谷，金属碎片和石头滚了一坡。 另一架机接到消息，机舱里顿时安静。 直升机落地，张太恒没多说，带着人沿原路折回事故区域。那片山坡风更硬，残骸散得到处都是，搜寻队弯着腰一点一点找。 名单一一核对完，张德福和十二位同志，全都没活下来，一共十三条命留在雪线上。 事情没法当作普通飞行事故掩过去。 带队的是谁，方案是谁定的，谁点头用“黑鹰”，张太恒心里都明白。 调查组还没到，他先表态，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身边人看得出来，短短几天，这位老司令像是一下老了好几岁。 中央军委很快成立调查组，杨白冰挂头。 飞行记录、气象资料、保养日志一叠叠摆开。结论很清楚：强烈下降气流、高海拔、低气压，高原环境极其恶劣，这是真情况。更刺眼的，是装备这几条。“黑鹰”是美国人设计的，他们对世界屋脊上的长期飞行经验有限，很多指标按的是普通地形。 中国这边刚引进，对这种“外国货”的性子还在摸索。 飞行员本身的训练没有问题，技术也过关，短板出在对装备和环境的理解上。 日常维护是不是完全贴着高原条件做，高原下性能到底要打几折，极端气流来时还有没有多余的安全余地，这些心里都没十足把握。 保养记录写得规矩，日期、项目一应俱全，可机器在高原能不能扛住，不是几行字能说清的。 那几年，中国军工刚起步，关键装备严重依赖进口，这个现实大家心知肚明。 报告里只写了几个字：“受制于人。”一架飞机的坠毁，把这四个字撞得特别扎眼，也把十三条人命定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山谷里。 一年之后，就有了北京那间小办公室里的对话。 张太恒来开会，其实是在等怎么处理。组织不可能当什么都没发生，他自己也不愿意躲在原位装作无事。离开成都军区，到南京军区当第一副司令员，这样的安排，在和平年代很少见。 对外界来说，是降，对他来说，是一种交代：对牺牲的战友，对家属，也对自己。 后来，中国在直升机领域开始下力气补课。高原试飞一批接一批，气压、风向、温差统统写进设计指标，试飞场地从平原挪到高地。专门为高原飞行改进的直八某型上了高原，在雪山上空转圈时，飞行员心里比当年坐“黑鹰”要稳当得多。 如今说起中国军工，很多人口气里带着底气，很少再想到那几架曾被当成宝贝的进口直升机。 可对不少雪域老兵来说，那声闷响一直在耳边。 每次聊起西藏，总有人会提到那一年，那条谷地，那架没能飞出峡口的“黑鹰”，还有机舱里那十三个人。张太恒的履历上，只是多了一行职务变动的记录；在熟悉这段往事的人眼里，那行字背后连着高原的风、残破的机身，也连着中国军工从“受制于人”一步步往前挪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