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8岁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90岁的齐白石被瞒了整整3年。1956年，老人得知真相后拄杖奔丧，刚进门看到遗像，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徐家人慌忙阻拦，他却痛哭流涕：“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齐白石手扶着地面，胡子都颤抖着，他嘴里念叨着：“他是第一个真正看得起我这把老骨头的人。”没人插得进话，徐家人全愣在原地。这一幕来得太突然，可细想又太必然。 1929年，那年徐悲鸿刚从巴黎回来，受聘出任北平艺专校长。外界普遍以为他要大刀阔斧推西画，没想到他第一个请上讲台的人，竟是没读过几年书、出身木匠的齐白石。 齐白石那会儿早年困于京城画坛，北漂多年无人问津，靠卖画糊口。他画的鱼虫草木，全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在崇尚摹古的圈子里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 徐悲鸿不管这些。他三次亲自登门，雨雪天也照来不误。齐白石有些怕：“我这人没读过什么书，画画都是自己琢磨的。”徐悲鸿不听，非说“你的笔下有命”。 果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学校里议论纷纷，说徐悲鸿这是“带歪了风气”。可徐悲鸿不为所动。他不但亲自陪齐白石上课，还在学生作品点评时拉着齐白石一起评。 他说：“齐白石点头才算好。”这样做得罪了不少人，保守派甚至在会议上公开发难。 几年后，徐悲鸿被迫离职，临走前特地去跟齐白石辞行。齐白石没说什么，只是送了一幅画，画的是月下归人，题上“草庐三顾不容辞”，字丑，却有劲。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坐在画案前发了很久的呆。学校再来请他上课，他只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齐白石已死。” 那之后，两人虽然分处南北，书信不断。1931年，徐悲鸿亲自跑到中华书局，替齐白石筹印画集。他亲选画、亲改稿，排版一页页改，生怕出错。 他自己那年也出画集，但对齐白石的更上心。印出来那天，他寄去一整箱，还写了信：“总要让别人知道你，不然就太憋屈。” 到了1933年，徐悲鸿带队去法国办展，又带上了齐白石的画。这批作品让欧洲人眼前一亮。没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老人，笔下却有一种他们完全没见过的张力。 展览期间，《红梅图》《虾趣图》几乎场场被围观。 1940年代，战火紧张，徐悲鸿转往重庆任教，仍不忘关照齐白石。每年端午必寄鲥鱼，信上写“别去鳞，清蒸最好”。 这些细节，别人记不住，齐白石记一辈子。 到了1954年，徐悲鸿去世的消息仍未告诉齐白石。徐家人怕他受不住，就说他出国了。每月照送信、照送吃食，连院里熟桃子也一如既往送过去。 齐白石起初疑心，但每次拿到信，看着熟悉的字迹，也就放了心。 其实那字是徐悲鸿长子的。 后来实在瞒不下，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子挂出来，齐白石才明白一切。他拄着拐杖走到门口，看着徐悲鸿遗像的那一刻，他眼睛立刻红了。 那之后他很少再画。以前两人合画，徐悲鸿画马、画鹰，他补松、补石，两人默契十足。后来别人找他合作，他也不接。 他说，“没意思”。 徐悲鸿不止一次说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在于出身，而在于内里。”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这份情谊从1930延续到1956，26年里风雨不断，却没变过。齐白石跪下那一刻，三声响头，不是为了悼念，而是为了道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