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是董必武老先生书写的，字体干净、有力、漂亮。 我就想提出这个”行”字是不是这样写，本来是一“横”，老先生写成了一“点”。可以这样写吗？” 很多人拿起一张人民币，随手一折就塞进钱包，嘴上说着“钱不嫌多”，眼睛少在那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字上多停一秒。有人笃定地说，这六个字是董必武写的，还夸一句干净有力又漂亮，顺手挑刺，说“行”字本来该写一横，钞票上变成了一点，这算不算乱来。 事情要从第一套人民币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货币，当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董必武，要给它写个名字。 他自幼爱柳体，楷书功底扎实，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字，结构开张，骨力劲挺，线条利落，这一版出自董必武。 国家经济建设加快，第二套人民币被提上日程。 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请在总行任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写字，内容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墨迹落在样稿上，后来几代人民币的基本风貌就此确立。 印刷工艺提高以后，数字和“圆角分”等改成印刷体，方便统一防伪，“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却一路沿用。 第五套人民币上的行名，就源自马文蔚写在第二套人民币上的那一行。 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却绕圈，有人说是董必武，有人说是南汉宸，还有人说是冀朝鼎，几位名字一拥而上，真正写字的人反而被挡在后面。 马文蔚一九〇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在世，学问扎实，书法功底深。 他写的“中国人民银行”，用的是隶书为底、魏碑入骨的路子，笔画带隶意，整体形态接近魏碑，和《张黑女墓志》神气相连。“行”字在这样的系统里，用一点替代一横并不稀奇，碑刻中常见这种收缩写法，重心压低，字势更稳。 这样看，“行”字写成一点，放在马文蔚这一套结构里，是合乎法度的选择。 第一套人民币上董必武的楷书，强调柳体骨架；第二套开始沿用至今的这一版，站在隶书与魏碑之间。两种传统都正经，只是路数不同，用课本上的标准字去裁书法家的笔路，很容易裁掉碑帖里积累下来的变化。 把视线从钞票移到银行门楣，还能看到和钱相关的题字。 光绪三十四年创立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发钞三十三年。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一九八七年在上海恢复营业，成为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门口“交通银行”四字，出自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八年的郑孝胥。 郑孝胥在政治上参与“满洲国”，当过伪满洲国总理，被后世定性为汉奸。 书法上他自成“郑派”行书。伪满时期，东三省不少机关和商店匾额出自他手，战后多被铲除。 交通银行保留下这四个字，没有为他翻案，也没有抹掉书法价值，让后人在《张猛龙碑》一脉的笔意里，看到近代史的一道折痕。 中国银行的故事更长。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以大总统身份批准设立中国银行，二月五日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开业，把“大清银行”改成“中国银行”，负责整顿币制、发行货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银行。早期“中国银行”四字由孙中山亲笔，现在上海原总行大楼上的石刻仍在。 建国前各地中行匾额体例不统一。南汉宸兼任中国银行行长后，希望统一形象，请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七八年的郭沫若重新题写“中国银行”。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发行的外汇兑换券上，第一次印上他的题字，粗笔厚重，细笔如铁，飞白适中。 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天津银行这些行名，把时间拉进了近几十年。 有人把“招商银行”四字认成赖少其，其实只是在气息上略像，真正作者是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九〇年的秦咢生。一九八七年，他已八十七岁、担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为招商银行题字。秦咢生多体兼善，尤爱东晋名碑《爨宝子碑》，写过《集爨论爨十绝》，人称“秦宝子”。 他写下的“招商银行”，隶味浓厚，又粗壮雄浑，与《爨宝子碑》相近。 北京银行、天津银行的行名，则都出自一九三七年至二〇〇五年的刘炳森。 一九九六年“北京市商业银行”成立，请他题写行名；二〇〇四年更名“北京银行”时，在原题字上去掉“市商业”三字。天津银行后来也请他写牌匾。“刘体隶书”立足汉隶和碑刻，又融入现代审美节奏，这两家银行的匾额干净利落，也带一点古味。 这样串起来看，第一套人民币上董必武的楷书，第二套开始延续到第五套上的隶魏风格，再加上各家银行门楣上的行名，每一个字后面都站着明确的人和年代。 “行”字写成一点，放在这个系统里，不是随手一改，而是一种有出处的写法。钱在口袋里来来回回，抬眼看一眼上面的字，能看出，一个人究竟只在乎数字，还是愿意思索一下这些笔画从哪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