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即，可毛主席却在审阅庆典人员名单时犹豫了，许久，他哽咽着说：“把黄菊喜的名字加上去！”黄菊喜是谁？ 北京的秋风带着凉意，庆典名单一页页翻过去，名字排成一串。 毛主席拿着笔，翻到中间某一页时忽然停住，目光在纸上钉着不动。过了片刻，他抬头，要再加一个人，名字叫黄菊喜。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小声问是谁。 毛主席把笔放下，说湖北通城黄袍山的农妇，早年救过命，三个儿子两个闺女，全在革命中牺牲。 国庆那天，天安门城楼上人群密密。 角落里站着一位背有些佝偻的老太太，七十七岁，要人搀扶。 礼炮一声声炸开，她抬头看着空中的红旗，眼泪止不住，脚下的广场仿佛同黄袍山连在了一起。 1882年，她出生在湖北省通城县黄袍山夜珠窝，几间土屋几分薄田。 十岁丧父，被送去做童养媳。进了婆家，生火做饭，担水喂猪，天刚蒙亮下地干活。 成亲后，她生下三子两女。1916年，丈夫病逝，家里塌了半边。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靠几亩薄田撑不住，只能一边种地，一边不时到别村讨口饭，靠乡亲接济，把几个孩子拉扯大。 “共产党”的名字，慢慢传进黄袍山，说那是替穷人打抱不平的队伍。 1927年，毛主席和罗荣桓为组建工农自卫队，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村里人商量住处，把两位客人安排到她家。家里拮据，她还是翻出舍不得吃的粮食和腌菜，烧上一锅热饭。 吃饭时，她的眼睛总停在毛主席脸上，看的时间长了，客人也有些不自在。 毛主席放下筷子问，她眼眶一红，说你长得太像大儿子，那孩子上了战场，多年没信儿。 屋子里静了一阵，罗荣桓提了句，不如认个义子。 她点头，毛主席也应下，从这一天起，多了一个“黄菊妈”的称呼。 那段时间，他在黄袍山住着，下地帮她干活，挑水砍柴都上手，在外头是闹革命的领导，在这间土屋里，却像一个儿子。 形势紧起来，他离开了黄袍山。 这一走，把她彻底推到革命这边。她认定，光靠一个人苦熬，熬不出公道，只有这支队伍打出头，穷人才能翻身。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师打着旗子进了黄袍山，她一点没犹豫，把长子吴朝义叫到面前，让他跟着红军走，说为国家、为老百姓出力，这是正道。 长子应下，背着行李进了队伍，很快消失在山道转弯处。 “次年”，从江西铜鼓传来消息，说吴朝义在战斗中牺牲。报信的人话刚开头，她整个人扶着门槛往下滑。哭过，她没有把剩下的孩子往回拽，反而把次子吴朝炳、三子吴朝福，还有两个女儿吴凤桂、吴满桂，也陆续送进红军和地方武装。有人劝她，说家里已经死了一个，再送就要绝后。她摇头，说穷人家的命，总得有人拿出来扛一扛。 1933年，毛主席第三次来到黄袍山，通城县苏维埃已经建立。他在李海连的陪同下，又一次踏进夜珠窝那几间土屋。 屋里显得空，孩子们都不在，她嘴上说都出去忙公事，眼神里的阴影藏不住。 不久，有人告密，反动武装摸上黄袍山，枪口扫过，把村民驱到一起，逼着交出共产党。 山口一片死寂，毛主席准备站出来认人，她猛地拽住他的衣袖，抬手指向自己的次子吴朝炳，对敌人说，这人是刚进村的，大家不认得，要抓的就是他。 那一瞬，母子对视，什么都没说，吴朝炳挺直腰板走出人群，被押走。 第二天，噩耗传来：人被杀了，头颅被砍下来示众。 消息落在她耳边，她先是愣着，手里死死攥着衣角，过了一阵才握住毛主席的手，声音发抖，一字一顿，只认一个理：革命要继续，不许让孩子白死。毛主席眼圈发红，说会打到底，让这些牺牲有个交代。 战争往前推，她剩下的三个孩子也没能避开。 大女儿吴凤桂在战斗中倒下，小儿子吴朝福和小女儿吴满桂在执行任务时相继牺牲。敌人抓不到更多人，把恨撒在她身上，把她抓去拷打，轮番用刑，逼问红军去向和联络暗号，她咬紧牙关，一句话不吐。 留在原地，只会连累乡亲和组织。她背井离乡，躲到荒地里，搭个小棚，靠零碎活计和偶尔施舍熬日子，这一躲，就是十三年。风从破门缝里灌进来，冷得人骨头发疼，她还是撑下来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山村，人们奔走相告。 有人放鞭炮，有人痛哭，她坐在屋檐下听着，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孩子，这下不再只是无名的枯骨，而是写进了新国家的根基。 十年以后，建国十周年要办庆典，名单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翻着那些名字，在纸上郑重写下“黄菊喜”三个字，说她该在那一天站到城楼上。 1959年国庆，天安门城楼风声猎猎，广场上方阵走过。 人群之中，这位来自黄袍山夜珠窝的老太太，抹着眼泪，望向远处。她知道，脚下这块地，埋着五个孩子的血，也压着她这一生的苦，一阵风吹过，仿佛把黄袍山的影子也带到了城楼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