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朱老总敲开菊香书院的房门，向毛主席报告说：“主席，我犯了错误，请求处罚”。 朱德一辈子把自己压在毛主席和党纪下面，功劳往集体里推，方向一偏就抢着纠正，比嘴上求罚要实在。 二十年代，他在滇军里已经有名，跑到上海拜见孙中山。 孙中山看中这位“滇军名将”，痛快答应给十万元军饷，请他出兵打陈炯明。 朱德把这门亲事推开，认定跟军阀结盟救不了中国。 后来他去德国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第二次连护照都被吊销，只能离境，再转去苏联学马列和军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参与北伐，在南昌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公安局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真正让他和毛主席捆在一块的，是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会师之后，两个人在战场上、在党内，从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建设，加起来五十八年。 朱德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回顾红一军团史时，说毛主席有几条真本事：实事求是，盯着现实这块土；有群众观点，打仗也不忘争取老百姓；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他打的比方是“母鸡下蛋”，让革命火一点点蔓上去。 一九三零年汀州那回，能看出这路数。 中央派人传达立三路线，成立红一军团，几个军凑在一起，从汀州北上，樟树、高安、上高接连打下，队伍由一万出头涨到一万八千。中央惦记的是南昌、长沙。 毛主席心里有数，只在“八一”那天让罗炳辉带一小股兵到牛行车站示威纪念起义，不去硬啃大城市。 长沙三战不下，只好七拐八拐退回萍乡，转头先啃吉安，这一仗打赢了，过赣江时红一军团已有三万人。朱德后来直说，毛主席的长处，就是早早看出有些命令行不通，先把转弯的路想好，不带着大部队往死胡同里钻。 当家理政时，这种“转弯本事”被用在治党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新中国刚成立一个多月，中央决定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兼任书记。 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一共处理近三十万起案件。 朱德一九五零年讲过两句很硬的话：没有铁的纪律，这个党就会散成一盘沙子；党在群众里威信越高，党员身上的歪风就越不能放任。 浙江萧山那件事，他盯得很紧。当地干部不看实际情况，山多地少，却把造纸的手工业者乱划成地富，反霸时斗槽户，征粮时又把担子压在手工业者头上。没田的人没粮可交，只好贱价抛纸，纸价跌到谷底，竹山荒了，纸厂倒了，工人失业。 朱德代中央起草指示，把这种做法叫“自杀政策”，要求处分负责干部，强调党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和保护，不是乱打乱征。 一九五二年，中央发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朱德趁这股劲，把纪委这块“磨刀石”磨得更锋利。 他给毛主席写信，一边汇报中央国家机关里的情况，一边承认纪检力气还不够：党委重视不够，纪检干部多是兼职，办案慢。 按照他的意见，中央下达加强纪检工作的指示，要求党委定期研究，增配专职干部，有条件的地方让纪委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到一九五四年春，三反和整党基本收尾，三十二点八万多人被开除党籍或劝退，党员从五百八十多万增到六百三十多万，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步步把旧社会“污毒”刮掉。 后来他把纪检任务压成几句实话：保护生产，保证计划落地；防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往党里钻；把党和老百姓绑紧，让群众敢说话；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高岗、饶漱石那场风波，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得很白：党什么时候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拧成一股绳，革命就顺；一旦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抬头，有人鼓吹“军党论”，离出乱子也就不远。 朱德在部队里一再提醒，党是军队的头，军队是党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这支军队。 再看那两首词。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元旦才发表。 那时朱德已经九十岁，还提笔给《诗刊》写《喜读主席词二首》。诗里有“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有“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字不算华丽，劲头却很足。 战友后来形容他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厉害，不全在甲板上，关键是水下那截看不见的结构，靠排开的水托着整船。 朱德身上那截“看不见的”，一头连着当年宁愿丢官也不和军阀结盟的选择，一头连着长征路上同张国焘斗争时那句“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做不到”，中间夹着建国后在纪委里和各种“污毒”较劲的耐心。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人走了，那艘“航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