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望着罗荣桓元帅的遗体，悲痛欲绝，心如刀绞，泪流满面，留影！ 1963年12月16日，北风刮进中南海，颐年堂里静得只听见暖气声。 开会的人还没入题，毛主席先让大家起立默哀，说罗荣桓同志去世了。 这种沉默，很容易把人推回八年前：1955年9月23日，怀仁堂灯火通明，罗荣桓穿着新制军装，毛主席一枚一枚把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挂到他胸前。 那天是掌声，是闪光灯，这天是白花，是红眼眶，同一个人，前后两幅画面像被粗线拴在一起。 这条线往前拽，会拽到湖南衡山。 1902年，罗荣桓生在那里的一个农家。1927年4月，他参加革命，从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当团参谋、特务连党代表，后来做到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路上一路负责政治工作。 抗战爆发后，他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任政治部主任、政委，1938年末率部挺进山东，在敌伪和地方武装交错的地盘上稳住阵脚，慢慢把根据地盘大。1962年，毛主席说起这段经历时，感叹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这话既是评价，也是信任。 打这么多年仗，身上不可能没有账。 罗荣桓多次负伤，1942年劳累到尿血，1946年做手术摘掉左肾，只靠右肾支撑，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一并上门。 1949年春，他在天津视察时突然晕倒，被送回北平养病。 别人劝他歇一歇，他还是那句老话：“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说得云淡风轻，真正知道他病情的人，心里都替他捏一把汗。 差不多同一时间，新中国的国家机器在纸上成形。 1949年6月23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组长董必武在纲要里提出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 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中央人民政府要组织最高人民检察署，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并赋予它监督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人民遵守法律的职责。检察机关的名字、地位，就这样被写进了新国家的骨架。 人选不能含糊，1949年夏秋，中央权衡再三，把首任总检察长交给罗荣桓。 这个岗位既要敢管权，又不能乱用，还得让党内外心里踏实。 罗荣桓多年做军队政治工作，最让人服的一条，就是对纪律和原则特别较真。毛主席称他“最守纪律”，不少同志愿意叫他“党内圣人”，这种说法，听着朴素，其实是把人品当成了一种制度保障。 同年10月，毛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时任命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并配齐委员，共十四人，组成检察委员会议，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在其中。 不久，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次开会，罗荣桓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坦言这是全新的工作，要先订出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 随着印信启用，这个新机关算是真正站在了台面上。 接下来，是给这块牌子写“使用说明”。 罗荣桓提出由李六如、蓝公武、罗瑞卿、杨奇清、周新民等人组成起草小组。那段时间，高检署办公厅的干部常抱着草案去他家，逐条研究。 儿子罗东进后来回忆，父亲那时“很上心，很较真，很投入”。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在检察委员会议通过，12月毛主席批准试行，成了新中国检察制度的第一部单行法规，从动笔到获批只花了两个月。 规矩写出来，还得把队伍铺下去。 1950年1月，罗荣桓签署《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建立机构与开展工作的通报》，提出“重点建立、逐步发展”的路子，干部不足时可以与公安机关合署办公，各级检察长暂由公安负责人兼任，先从刑事、民事案件检察做起。 中共中央很快转发这份通报。 2月，他又签署《最高人民检察署1950年工作计划纲要》，按国家行政区划自上而下建立检察署，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和重要市县优先，毛主席批示同意。 同一年里，毛主席批准《各级检察署工作人员任免暂行办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点明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提出力争在1951年普遍建立各级人民检察署。 多年以后，1963年冬夜，毛主席在罗荣桓遗体前想起的，正是这种把规矩当命看的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