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曾直言：“李宗仁与蒋介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草莽中杀出的猛将，一个是权谋里钻营的政客，两人斗了半辈子，最终都败给了时代。” 唐德刚对李宗仁的这个评价看似不高，其实这是在大历史视角的一种真实，唐德刚系统地为李宗仁做过六年的口述实录，他笔下的李宗仁绝非“大时代的失败者”那么简单，相反非常的有血有肉，桂系的老参谋程思远就说过：“德刚先生笔下的德公，比我们这些身边人看到的还要真实。” 所谓“真实”，就是有血有肉，有光泽，有局限，有高光的地方，有暗淡的时刻。 唐德刚非常推崇李宗仁的军事才能，并且给出了近乎满分的评价，他称李宗仁是“民国史上最会带兵、最会打硬仗的军阀，没有之一”。 唐德刚这一论断的核心依据，是北伐与台儿庄战役这两大历史节点。 1926年北伐之初，蒋介石的黄埔嫡系还在广州磨磨蹭蹭，是李宗仁带着桂军七千子弟兵率先入湘，顶着吴佩孚的十万大军硬拼，在衡阳打出了北伐的第一场胜仗。 李宗仁在口述时对唐德刚坦言：“当时蒋先生的嫡系，兵是好兵，将是庸将，打硬仗还得靠我们桂军。” 唐德刚随即考证了当时的军饷记录，发现桂军的军饷不足黄埔嫡系的一半，装备更是汉阳造加鸟枪，却能打出以少胜多的战绩，靠的就是李宗仁“与士卒同甘苦”的治军之道——他规定军官必须冲在第一线，士兵吃饭，军官才能吃饭，士兵露宿，军官绝不进民房。 这种铁血治军，让桂军成了北伐中最能打的部队，一路从广西打到山海关，连张作霖都忌惮三分。而真正让李宗仁名垂青史的台儿庄战役，更是被唐德刚称为“中国抗战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仗”。 1938年，日军矶谷师团直扑台儿庄，蒋介石原本想让嫡系汤恩伯部担任主力，却被汤恩伯阳奉阴违，迟迟不肯出兵。 危急关头，李宗仁硬是靠着杂牌军打出了奇迹——他让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台儿庄，用血肉之躯拖住日军，又逼着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侧翼迂回，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最终歼敌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唐德刚在整理这段历史时，特意对比了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与中方战报，纠正了李宗仁口述中“歼敌两万”的夸大之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李宗仁军事能力的推崇：“李宗仁不是靠运气打赢的台儿庄，他是把杂牌军的潜力用到了极致，这是蒋介石一辈子都学不会的本事。” 但在肯定李宗仁长处的同时，唐德刚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的致命短板——“有将才，无帅才；能领兵，不能治国”，而这一短板，恰恰是桂系乃至整个国民党政权的通病。 在唐德刚看来，李宗仁的眼里永远只有“桂系利益”，他一生的所有决策，都绕不开“保广西、壮桂军”这六个字。 北伐胜利后，李宗仁明明有机会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制衡蒋介石，却因为担心桂军利益受损，迟迟不肯出兵，最终错失良机，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桂军一度被打得只剩广西一省之地。 唐德刚在回忆录里引用了李宗仁的一句自嘲：“我这辈子，就是个广西的大管家，守着一亩三分地，不敢走远。” 而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更是将李宗仁的政治短视暴露无遗。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蒋介石劝李宗仁“暂缓参选，共渡难关”，实则是怕他分权，而李宗仁却被“副总统”的头衔冲昏了头脑，不顾桂系元老的劝阻，执意参选，最终靠着“民主牌”击败了蒋介石钦定的孙科。 唐德刚对此评价道：“李宗仁打赢了选举，却输掉了最后的机会——蒋介石从此对他恨之入骨。” 1949年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直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手里没有兵权，没有财权，连调动一艘军舰都要看蒋介石的脸色。他想和共产党和谈，却被蒋介石遥控的国民党顽固派处处掣肘，最终只能黯然流亡美国，临走前连广西老家都没能回上一趟。 唐德刚在整理这段往事时，翻出了李宗仁当时写给白崇禧的信，信里满是无奈：“德邻无能，愧对桂系子弟，愧对天下苍生。” 唐德刚对此感慨：“李宗仁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所有民国军阀的悲剧——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却永远跳不出派系的牢笼，永远不懂什么叫‘天下为公’。” 值得玩味的是，唐德刚对李宗仁的晚年境遇，带着一丝悲悯，却也不乏批判。 李宗仁流亡美国后，一度靠卖字画为生，日子过得颇为窘迫，与当年的“代总统”身份判若两人。 196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大陆，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得知后，气得在台湾大骂他“叛党叛国”。 唐德刚在与李宗仁的最后几次访谈中，记下了他的忏悔：“我这辈子，打了半辈子内战，对不起老百姓，现在回来，就是想看看新中国，看看我当年没能守住的土地。” 唐德刚对此评价道：“李宗仁晚年的回归，不是投机，而是一种迟来的觉醒——他终于明白，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败在军事，而是败在人心。” 但唐德刚也没有刻意美化他，他在回忆录的注释里写道： “李宗仁直到最后，都没有完全放下桂系的执念，他回来后最关心的，还是当年桂军旧部的下落。” “历史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在特定时代里，做出特定选择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