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张照片，是1947年8月12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对日本战犯的行刑照。宪兵班长马玉生端着驳壳枪站在指定位置，枪口对准的，是反绑在特制木椅上的日本战犯黑泽次男。 这个曾经在杭州、绍兴一带横行霸道的“宣抚班”班长，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凶恶的鬼子，用人面兽心来形容，都显得不够。 这家伙被处决时，非常分裂，死到临头，还在叫嚣，但是腿却软的站不起来，将他反绑在椅子上行刑，绝并不是仁慈，而是一种藐视，这种人连跪都不配，因为一跪，人就瘫成一摊烂泥了，让他瘫在地上受死，那就便宜他了。 时间倒退回九年前，1938年的夏天，这个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的知识分子，本该拿着律师执照站在法庭上维护正义，却穿着沾满血腥的日军军装，跟着第22师团土桥部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初到浙江时，黑泽次男还只是个普通士兵，但他骨子里的冷酷和狠辣，很快让他从一众日军士兵里脱颖而出。 他凭借着对中国民情的“快速掌握”，被提拔为师团参谋部“招抚工作班”班长，说白了，就是披着“宣抚”外衣的情报头子和刽子手。 他手下控制着三个大队，握着400多支步枪、百余支手枪和十多挺机枪，势力范围从杭州笕桥、艮山门一直蔓延到金华兰溪，当地百姓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背地里都叫他“黑阎王”。 黑泽次男的罪恶，是从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开始的。 1938年到1945年，他以“清剿八路军”、“搜查抗日分子”为幌子，在杭州、绍兴一带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集体屠杀。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就是杭州艮山门的惨案。 战后，当地百姓在一片荒地里挖出61具遇难者遗骸，法医鉴定的结果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18人是被刀砍致死，13人死于钝器击打，17人是枪杀，还有8人是被活活埋死的。 这些死者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有村民在法庭上作证，说曾经看到黑泽次男在街上巡逻，因为嫌一个婴儿哭闹声太吵，就掏出手枪对着婴儿的胸口扣动了扳机。那个年轻的母亲当场疯了，抱着孩子的尸体在大街上哭嚎，黑泽次男却带着手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脸上还挂着笑。 这样的虐杀，对黑泽次男来说，不过是“日常消遣”。他不仅喜欢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村民，还逼着百姓在空地上集合，让日军士兵练刺杀，看着刺刀扎进人体的那一刻，他能笑得出来。 除了杀人，黑泽次男还干着间谍和掠夺的勾当。 1939年起，他在杭州开了一家所谓的“贸易公司”，表面上做着粮食和布匹的生意，背地里却在搜集中国军队和抗日组织的情报。 他收买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当地人，让他们打探游击队的驻扎位置和行军路线，不少抗日战士因为他的情报网而牺牲。 同时，他还借着“军用征用”的名义，强占百姓的民房、商铺和土地，把抢来的粮食、牲畜和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或者分给手下的日军士兵。 当时绍兴有个姓周的商户，家里开了个绸缎庄，因为不肯把绸缎“捐”给日军，黑泽次男就带着人砸了店铺，把周老板吊在房梁上打了三天三夜，最后扔进了河里淹死，绸缎庄的货物被洗劫一空。 在他的统治区域里，无数家庭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场景随处可见。 更让人愤怒的是，黑泽次男还把抓来的平民当成免费劳工。 他强征数万百姓去开采煤矿和铁矿，这些劳工被关在条件恶劣的集中营里，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糠麸，穿的是破烂的单衣，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生病的人得不到任何治疗，要么被直接枪杀，要么被活埋在矿坑旁边。 庭审时，有个叫刘阿贵的幸存者站出来作证，说他因为饿晕了，被日军士兵扔进了死人堆，是夜里下雨把他浇醒，才拖着半条命逃了出来。他掀开衣服，露出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指着黑泽次男大喊：“就是他！就是这个畜（生）！”可黑泽次男却面无表情，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黑泽次男自知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被抓肯定难逃一死，他脱掉军装，换上平民的衣服，躲进了杭州的日侨管理所，妄图混在普通日侨里蒙混过关。 可恨他的人太多了，1946年7月3日，中国当局接到线报，在日侨管理所里把他揪了出来，被逮捕的时候，他还想反抗，被宪兵一脚狠狠地踹倒在地。 接下来的审判环节，上海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的卷宗里，记录得清清楚楚，光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涉及21户人家，陆子卿、张春聋子、周阿海……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检察官拿出了他的作战日记、手下士兵的证词、受害者的口述记录，还有从他“贸易公司”里搜出来的情报文件，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可他却在法庭上百般狡辩，一会儿说“所有罪行都是部下所为，我没有指使”，一会儿又说“我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这不是个人的罪过”，甚至厚着脸皮反问法官：“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根本不清楚。”他的嘴脸，让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气得浑身发抖，有人当场就哭出了声。 还好法庭很干脆，当庭判死，这家伙当场就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