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河北老太太张翠萍临终前，再三叮嘱儿子朱海清：“你记着，等我死后，无论你发现了什么，都不要吱声！” 这句话像块石头压在朱海清心口。 母亲走后第三个清明，他在老屋梁上发现那个蒙尘的木匣。 锁是黄铜的，钥匙孔里卡着半片干枯的枣核，母亲生前总把枣核攒起来，说“明年开春能种出枣树”。 他用斧头劈开木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泛黄的纸，最上面那张毛笔字写着：“今借到张翠萍同志小米叁佰斤，冀东军区后勤处，1943年冬。” 朱海清捏着借条的手抖了半天。 母亲这辈子就是个普通农村妇女，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灶台上的豁口铁锅用了二十年，补丁摞着补丁。 可这借条上的“同志”两个字，笔锋挺得像村口的老杨树，怎么看都跟那个总蹲在门槛上纳鞋底的母亲对不上号。 他想起小时候问母亲胳膊上的疤痕哪来的，母亲只说是“被柴火烫的”，现在看来，那疤痕像道月牙，倒像是被什么尖东西划的。 1987年开春，村里来了个穿中山装的老人，手里攥着张褪色的奖状存根，挨家打听“张翠萍”。 朱海清把人领进老屋时，老人指着墙上母亲的遗像突然哭了：“就是她！燕山口突围那晚，要不是她挺着大肚子领我们钻山洞，我们连人带枪都得交代在那儿！”老人叫李运昌，当年是冀东军区的干部，他说母亲当年早产在山洞里，孩子没保住，她自己咬着布条硬撑着，三天后就带着妇女往山上送粮。 朱海清这才知道，母亲胳膊上的疤痕是突围时被荆棘划的。 那些年母亲总在夜里点灯缝补，油灯熬干了一碗又一碗油，原来不是给家里做针线，是给八路军缝棉衣。 村支书后来翻出老档案，1943年到1944年，母亲带着妇救会的人做了五百多双军鞋，棉衣堆起来能装满两间屋。 有次送粮遇上鬼子扫荡，她把粮食藏在菜窖里，自己揣着空布袋引开敌人，在玉米地里趴了一天一夜，回家时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 看着那些被母亲藏了半辈子的借条，朱海清突然不想出去打工了。 他把木匣里的东西捐给了县博物馆，自己留在村里教书。 2003年春天，他用母亲留下的抚恤金办了个“翠萍奖学金”，专门资助家里困难的孩子。 第一次发奖学金那天，他在台上讲母亲的故事，讲到燕山口的山洞，底下有个孩子举手问：“朱老师，那个山洞现在还有吗？”他说：“有，洞口的酸枣树都碗口粗了，春天开的花，甜得很。” 木匣现在放在村小学的展览室里，钥匙挂在朱海清的裤腰上，磨得锃亮。 每天放学，他都会打开木匣，让孩子们摸一摸那些泛黄的借条。 有个孩子问他：“朱老师，奶奶当年为啥不让说呀？”他摸着借条上“秋后按市价折算”的字迹，轻声说：“你奶奶觉得，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想过要记下来，就像种麦子的人，不会跟麦子说自己浇了多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