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接着语气就沉了点：“你弟妹刚嫁过来第二年，手里没多少积蓄，你们俩口子上班挣钱多，这点钱还计较？”她拿着手机走到阳台，看着楼下挂的红灯笼，声音没软：“妈，去年我也打了两千，最后年货大多都放小叔子家了，我们回去就吃了两顿饺子。今年我们不回去，年货是你们三家吃，总不能只让我们一家出吧？” 腊月廿三的下午，厨房飘着炖肉的香，手机在灶台上震起来时，油星子正溅到我的手背上。 来电显示跳着“妈”，我慌忙用围裙擦了擦手接起来，听筒里先传来的不是声音，是一声轻响——后来才想起，那是婆婆总爱把老花镜往茶几上磕一下的习惯。 “今年过年的年货钱，你出两千吧。”她的声音裹着点杂音，像是开着电视，“你弟妹刚嫁过来第二年，手里没多少积蓄，你们俩口子上班挣钱多，这点钱还计较？” 我捏着手机往阳台走，冷风呼地灌进来，楼下商户挂的红灯笼被吹得横过来，塑料穗子扫过铁架，沙沙地响，像谁在小声叹气。 “妈，”我把胳膊肘抵在冰凉的栏杆上，看着那红灯笼晃啊晃，“去年我也打了两千，最后年货大多都放小叔子家了——我们回去就吃了两顿饺子，走的时候连袋糖都没带。” 手机那头静了几秒，然后是婆婆的气音：“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做什么？” “可今年我们不回去啊。”我把声音放轻了点，却没软，“年货是你们三家吃，总不能只让我们一家出吧？” 这话像根针，轻轻戳破了什么。她开始说弟妹的不容易，说小叔子工资低，说她自己年纪大了挣不动——那些话我听了三年，从结婚那年第一次给压岁钱开始，就没断过。 风突然停了，红灯笼猛地往回一荡，差点撞在对面楼的空调外机上。我想起去年除夕，小叔子家客厅堆着成箱的车厘子和坚果，我妈笑眯眯地往弟妹手里塞红包，转头却对我老公说：“你们条件好，就别跟弟弟争这点东西了。” 那时候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锅里翻腾的饺子，突然觉得有点好笑——我们加班加点挣的钱，最后成了别人团圆桌上的体面，而我们连口热乎菜都没捞着。 “妈，”我打断她的话，手机在掌心有点滑，“不是计较钱，是计较心。” 她没说话，只有电视里的戏曲声模模糊糊传过来，咿咿呀呀的，像在替谁哭。 “去年那两千，我是想着让您高兴。”我望着楼下车库里老公刚停好的车，他正仰头往阳台看，手里还提着给我买的烤红薯，“但今年，我想让我自己高兴点。” 电话挂断得很突然，嘟嘟的忙音像冰珠子，砸在我耳朵里。 阳台的风又起来了，红灯笼重新晃悠起来，这次没那么急，慢悠悠的，像在琢磨什么。我低头咬了口老公递上来的烤红薯，烫得直吸气，心里却暖烘烘的——原来拒绝一次，也没那么难。 只是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婆婆，会不会也望着窗外的红灯笼，想起去年我们回去时，我偷偷往她枕头底下塞的那包降压药？ 也许吧。 也许家庭里的账，从来都算不清谁对谁错，只能算清自己心里的秤——哪头轻，哪头重，哪头该放下，哪头必须攥紧。 楼下的红灯笼还在晃，天快黑了，暖黄的光透出来，在地上映出细碎的影子。我想，明年过年要是回去，我得拉着婆婆一起去买年货，让她亲眼看看，两千块钱，到底能堆成什么样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