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远征军副师长齐学启被俘，面对日军的劝降，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说完，他猛然夺过军刀，正要自杀，却被日军拦住。 1903年，齐学启出生在湖南宁乡，后来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念完书又去美国学陆军，在诺维琪军校毕业之后，1929年就回了国。 彼时的中国正陷在战火泥沼里，九一八的炮声炸碎了书桌前的平静，这个喝洋墨水的青年将领，军装领口磨出的毛边里，藏着从《左传》里读来的“必死则生”。 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带着宪兵第6团守在市区，沙袋堆后的电话机日夜发烫，手指在作战地图上划过闸北街巷——那里每一寸都浸着士兵的血。 1942年春，新38师入缅，仁安羌大捷的捷报还没焐热，他却在曼西遇见十几个掉队的伤员，缠着绷带的手臂吊在胸前，像被风雨打蔫的芦苇。 他把这些人收进队伍时，或许没算过这会让自己彻底脱离第5军军部；就像5月在乌有河砍竹子做筏时，未必料到竹筏将载着他们漂向日军的枪口。 5月23日荷马林上游的枪声里，他喊出“弹尽，各自裁”，可当子弹击穿腹部，他在血泊中睁开眼，看见的不是预想中的死亡，而是日军递来的绷带——这是劝降的开始，也是他反抗的另一种形式。 日军联队长端来的米饭在木桌上结了层薄膜，他偏过头，任由伤口在闷热里发炎；汪伪政府叶蓬带来的绸缎西装挂在牢房铁栏杆上，像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他军装领口磨出的毛边。 战俘营里，中英美印战俘挤在竹棚下，有人偷偷用石子在墙上划日子，有人缩在角落啃发霉的饭团；他却用碎布蘸水在地上写“岳飞传”，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并非所有身处绝境的人都选择同一条路，而他偏要在裂缝里种出光。 那些故事里的“忠义”二字，或许早在清华园读《史记》时就刻进了骨血，又或许是诺维琪军校操场上，美国教官问“为何从军”时，他那句“为了不让家乡的稻田长出刺刀”的回音。 日军没能撬开他的嘴，汪伪没能动摇他的心，最后却是几个被挑唆的中国战俘，在1945年春夜用尖刀刺向他的腹部——这把刀，比日军的军刀更让他痛吗？没人知道，只记得他倒下前，仍盯着牢门上“忠勇”二字的刻痕。 他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却让仰光战俘营的月光记住了一个名字。 如今岳麓山的墓碑前，常有游客驻足，指尖拂过“陆军中将齐学启”的字样，或许会想起，百年前那个宁乡少年在清华园里埋下的理想，最终长成了一棵守护家国的松柏。 从夺刀自杀到狱中宣讲，从仁安羌的炮火到荷马林的竹筏，那声“可杀不可辱”始终未散——它藏在军装的毛边里，刻在竹棚的泥地上，也活在每个记得“为何而战”的中国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