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有一个让人百思不解的疑问：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已坐拥191个步兵师、53个独立旅，总兵力号称200万之众，为何最终镇守南京国民政府的，却是10万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没有补充好元气的兵团？ 先看清这200万大军的组成，其实所谓的200万兵力，更像是一份纸面清单，实际是由十几个派系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 首先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仅占18.5%，也就是35个师，其余则是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桂军、粤军、东北军等地方军阀部队。 这些军阀部队名义上归南京政府统辖，实则各怀异心，守住自己的地盘和兵权才是首要目标，让他们离开老巢驰援南京，无异于与虎谋皮。 其中马家军4万余人盘踞西北，自始至终拒绝离境参战，华北、华东的抗日战场都难觅其踪；晋绥军阎锡山部20万人死死扼守山西，要抵御日军，还要按蒋介石意思提防陕甘宁，能抽调到前线的兵力寥寥无几。 而滇军、黔军虽有部分兵力出动，但主力仍留守西南老巢，黔军4个师已经派1个师驰援淞沪，粤军12个师出动了5个师，其他兵力需要镇守地方。 因此，真正拼在前线的，除了中央军嫡系，便是川军、桂军的地方部队，但他们的付出却因指挥混乱而代价惨重。 淞沪会战中，国军前后投入70多万兵力，几乎耗尽了可调动的精锐。中央军的德械师第87师、88师是蒋介石的心头肉，全德式装备配上德国顾问训练，战斗力在国军中首屈一指，但在无险可守的上海市区，已是损失惨重。 第88师262旅旅长黄梅兴刚开战便在八字桥阵亡，成为淞沪会战首位牺牲的高级将领，他的部队三天内伤亡过半；陈诚麾下的十八军作为中央军精锐，在罗店与日军展开“血肉磨坊”般的拉锯战，第67师师长黄维率部坚守半月，全师伤亡达80%，参谋人员都得上前线拼刺刀。 地方部队同样惨烈，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带着士兵徒步千里赶到上海，士兵们穿草鞋、扛老枪，连轻重机枪都稀缺，却在大场镇坚守7天7夜，全军伤亡超5000人，一个团打下来只剩几十人；桂军6个师在蕴藻浜发起反击，因缺乏空中掩护，冲锋时遭日军飞机炮火疯狂扫射，一天之内伤亡2万余人，几乎丧失战斗力。 整个淞沪会战，国军伤亡近30万人，中央军精锐损失三分之二，地方部队也元气大伤，撤下来的部队大多建制残缺，有的师只剩几千人，补充的新兵多是没摸过枪的农民，战斗力大打折扣。 南京保卫战的参战部队，正是这些从淞沪战场撤下的残兵，加上少量留守南京的宪兵和教导总队，总兵力约15万，但真正能作战的战斗兵仅占60%。即便如此，仍有无数将士用生命诠释了忠勇。 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临危受命，身兼首都警卫军副司令、防空司令、南京市市长、渡江总指挥数职，在唐生智提前撤离、群龙无首之际，他坚守清凉门、汉中门防线，率宪兵部队数次增援光华门，流弹掠过身边时只笑言“死在抗日报国前线，荣幸之至”。 城破前夕，他指挥军民渡江撤退，自己则留在江边阻击日军，弹尽粮绝后饮弹自尽，被国民政府追赠中将，遗照上“敦诗笃礼，义胆忠肝，气吞暴日，名并钟山”的题字，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教导总队作为中央军精锐，在紫金山与日军死战，第3旅旅长雷震率部掩护军民突围时力战阵亡；第88师262旅在雨花台坚守至最后一刻，旅长朱赤与全旅三千多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光华门战斗中，日军炮火轰开城墙缺口，50多名日军窜入城门洞，团长谢承瑞亲自率领敢死队，投掷窒息弹和催泪弹将其全歼，自身却在后续战斗中牺牲。 但这些局部的英勇，终究难以挽回战略与指挥上的全面溃败。归根到底有三症。 其一便是派系割据的私心，地方军阀们深知“有兵就有权”，把部队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宁肯看着首都沦陷，也不愿把家底拼光。留守广东、固守贵州，滇军虽有部分参战却始终保留后路，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心态，让200万大军沦为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其二是国防动员体制的全面落后，九一八事变后六年时间，国民党政府除了扩充中央军，几乎没做实质性国防建设。地方部队的兵员征召、训练、装备全由军阀自行负责，川军中有不少十三四岁的娃娃兵，穿着草鞋扛着土枪就上了战场，新兵大多没受过系统训练，连枪都不会用，面对日军的坦克大炮只能沦为炮灰。 其三是战略指挥的严重失当，蒋介石最初寄希望于国际调停，认为坚守南京能换来英美干涉，直到淞沪会战失利才仓促部署南京防御，既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也没有预留充足的预备队。 唐生智虽主动请缨守南京，却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防御部署上分兵把守，每个部队负责的正面过宽，没有纵深配备，守军提出的主动出击、迂回敌后的建议也未获批准 。 更致命的是撤退命令混乱，12月12日唐生智仓促下令撤退，却未明确各部队的突围路线和时间，导致数万守军滞留江边，除少数人渡江或突围，大部分直面日军刀锋。 兵不在于多，在于精，当时全面的落后，也就导致南京失守。道理永恒不变，落后就会挨打，诸公自应上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