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的讲话，彻底点燃了国人的警惕心！他说，日本的情报获取策略，与甲午战争时的一模一样。日本很擅长通过“日常接触”获取情报。 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日本就已经把情报网悄悄撒到了中国大地。当时有个叫宗方小太郎的间谍，特意伪装成贩卖草帽辫的商人，每天背着货担在烟台街头转，没人把这个“做小生意的”放在眼里。 可谁能想到，他白天和商贩讨价还价，晚上却在油灯下记录北洋舰队的动向，甚至用“买卖不如意”这样的暗语，把军舰出港的时间、航线传给日本军方。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他不光盯着军队，连威海卫军港的潮汐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什么时候涨潮能让军舰顺利靠岸，什么时候落潮会困住船只，记满了整整一个本子；就连刘公岛上每口水井的位置、水量多少，他都实地探查过，比驻守的清军士兵还清楚。 后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能精准找到威海卫的防御漏洞，顺利登陆刘公岛，宗方小太郎收集的这些“细节”，成了压垮清军的重要砝码。 百年时光并没有冲淡这种渗透的本质，只是让情报收集的外衣变得更隐蔽，工具变得更先进。 2025年上海逮捕的那名日本籍涉案人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顶着“环保组织顾问”的身份，打着“考察长江生态”的旗号，沿着长江流域一路“调研”，表面上是记录水质、观察生物多样性，背地里却用高精度测绘仪，把127个水文监测点的精确坐标一一记录下来。这些坐标可不是简单的地理数据——一旦有需要，它们能帮军舰计算航道深度，能为水利设施的潜在风险做预判，甚至能成为精准打击的定位依据。 当年宗方小太郎用毛笔在纸上手绘地图，现在换成了能实时传输数据的测绘仪；过去在茶馆里假装听戏偷摸打听消息，如今变成了在学术会议上“不经意”地提问，比如“贵国某型装备的研发周期大概是多久？”“某片海域的年平均风浪等级如何？”，看似是正常的学术交流，实则每一个问题都瞄准了关键信息。 这种看似零散的情报收集行为，背后其实是日本情报体系延续百年的“多头分工”逻辑，从来就没变过。甲午时期，日本的情报网里不光有宗方小太郎这样的“民间间谍”，还有伪装成传教士的观察员、在通商口岸开设商铺的商人，甚至是混入清军军营的杂役。 传教士负责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军事布防，商人借着贸易往来收集经济数据，杂役则留意清军的日常训练和武器配备，这些人看似毫无关联，收集的信息却会通过隐秘渠道汇总到日本军方，最终拼成完整的情报图景。 现在这套逻辑依然在运转：学术机构的学者会借着合作研究，打听中国的科技进展；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会刻意收集产业链的关键数据；就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中，也会有人旁敲侧击地询问敏感区域的基础设施情况。比如某日本汽车企业在华建厂时，要求提供周边道路的详细规划图，看似是为了物流便利，实则把交通枢纽的位置摸得明明白白；某学术团队来华做“农业调研”，却格外关注粮食主产区的灌溉系统分布，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筹码”。 最让人警惕的，是这种“日常接触”式的情报收集，隐蔽性太强，很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甲午时，没人会怀疑一个走街串巷的草帽辫商人；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对一个带着笔记本、拿着检测仪的“环保顾问”或“学者”产生戒心。可恰恰是这种“不设防”，让情报有了可乘之机。 日本情报机构很清楚，比起派特工冒险潜入，这种融入日常的渗透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毕竟，谁会把一次学术讨论、一场商务洽谈、一次生态考察，和“情报收集”联系起来呢？但这些看似碎片化的信息，一旦经过专业整合，就能暴露出大问题：水文坐标能勾勒出防御薄弱点，产业数据能找到经济命脉，科技进展能判断竞争力差距，就像甲午时期，宗方小太郎收集的水井位置，看似无关紧要，却在日军围困刘公岛时，成了切断清军水源的关键线索。 高志凯教授的提醒，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回望。甲午战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日本情报渗透的忽视；如今百年过去，日本的手段换了新装，但核心逻辑没变。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设防”，要认清这种“日常接触”背后的风险——在学术交流时守住技术底线，在商务合作中警惕数据泄露，在对外交往中保持必要的戒备心。 毕竟，情报战从来不是硝烟弥漫的正面冲突，而是藏在每一次日常接触里的“暗战”，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不让历史的教训重演。
